讀了趙丹同志的“遺言”，我想起自己的一件事情。大概是在一九五七年的春季吧，在一次座談會上，我發言不贊成領導同志随意批評一部作品，主張聽取多數讀者的意見，我最後說：“應當把文藝交給人民。”講完坐下了，不放心，我又站起來說，我的原意是“應當把文藝交還給人民。”即使這樣，我仍然感到緊張。報紙發表了我的講話摘要。我從此背上一個包袱。運動一來，我就要自我檢讨這個“反黨”言論。可以看出我的精神狀态很不正常。倘使有人問我錯誤在哪裡，我也講不清楚。但是沒有人以為我不錯。我的錯誤多着呢！反對“有啥吃啥”，替美國作家法斯特“開脫”，主張“獨立思考”，要求創作自由等等、等等。同情的人暗中替我擔心，對我沒有好感的人忙着準備批判的文章。第二年下半年就開始了以姚文元為主力的“拔白旗”的“巴金作品讨論”。“讨論”在三四種期刊上進行了半年，雖然沒有能把我打翻在地，但是我那一點點“獨立思考”卻給磨得幹幹淨淨。你說寫十三年也好，他說寫技術革新也好，你說文藝必須為當前政治服務也好，他說英雄人物不能有缺點也好，我一律點頭。但是更大的運動一來我仍然變成了“牛鬼蛇神”，受盡折磨。張春橋惡狠狠地說：“不槍斃巴金就是落實政策。”他又說：“巴金這樣的人還能夠寫文章嗎？”
其實不僅是在“文革”期間，五十年代中期張春橋就在上海“領導”文藝、“管”文藝了。姚文元也是那個時候在上海培養出來的。趙丹同志說：“大可不必領導作家怎麼寫文章、演員怎麼演戲。”當時上海的第一把手就是要領導作家“寫十三年”、領導演員“演十三年”。這些人振振有辭、洋洋得意，經常發号施令，在大小會上點名訓人，仿佛真理就在他們的手裡，文藝便是他們的私産，演員、作家都是他們的奴仆。……盡管我的記憶力大大衰退，但是這個慘痛的教訓我還不曾忘記。盡管我已經喪失獨立思考，但是張春橋、姚文元青雲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并不曲折，他們也走得很順利，因為他們是踏着奴仆們的身體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個，我今天還責備自己。我擔心那條青雲之路并不曾給堵死，我懷疑會不會再有“姚文元”出現在我們中間。我們的祖國母親再也經不起那樣大的折騰了。
張春橋、姚文元就要給押上法庭受審判了，他們會得到應有的懲罰。但是他們散布的極左思潮和奇談怪論是不會在特别法庭受到批判的。要澄清混亂的思想，首先就要肅清我們自己身上的奴性。大家都肯獨立思考，就不會讓人踏在自己身上走過去。大家都能明辨是非，就不會讓長官随意點名訓斥。
文藝究竟屬于誰？當然屬于人民！李白、杜甫、白居易、蘇東坡的詩歸誰所有？當然歸人民。但丁、莎士比亞、托爾斯泰、巴爾紮克、雨果、左拉的作品究竟是誰的财産？當然是人民的。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将來也是這樣。隻有那些用謊言編造的作品才不屬于人民。人民不要它們！
這是最淺顯的常識，最普通的道理，我竟然為它背二十年的包袱，受十年的批判！回顧過去，我不但憐憫自己，還輕視自己，我奇怪我怎麼變成了這樣的一個人！
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
十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