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我經常聽見人談起趙丹，當然也談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對他在文章最後寫的那句話，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趙丹同志說：“對我，已經沒什麼可怕的了。”他的話像一根小小的火棍攪動我的心。我反複地想了幾天。我覺得現在我更了解他了。
“文革”期間，我在“牛棚”裡聽人談起趙丹，據說他在什麼會上講過，他想要求毛主席發給他一面“免鬥牌”。這是人們揭發出來的他的一件“罪行”。我口裡不說，心裡卻在想：說得好。不休止的批鬥，就像我們大城市裡的噪音，帶給人們多大的精神折磨，給文藝事業帶來多大的損害。當時對我的“遊鬥”剛剛開始，我多麼希望得到安靜，害怕可能出現的精神上的崩潰。今天聽說這位作家自殺，明天聽說那位作家受辱；今天聽說這個朋友挨打，明天聽說那個朋友失蹤。……人們正在想出種種方法殘害同類。為了逃避這一切恐怖，我也曾探索過死的秘密。我能夠活到現在，原因很多，可以說我沒有勇氣，也可以說我很有勇氣。那個時候活着的确不是容易的事。一手拿“紅寶書”一手拿銅頭皮帶的紅衛兵和背誦“最高指示”動手打人的造反派的“英雄形象”，至今還在我的噩夢中出現。那麼隻有逼近死亡，我才可以說：“沒什麼可怕的了。”
趙丹說出了我們一些人心裡的話，想說而說不出來的話。可能他講得晚了些，但他仍然是第一個講話的人。我提倡講真話，倒是他在病榻上樹立了一個榜樣。我也在走向死亡，所以在我眼前十年浩劫已經失去它一切殘酷和恐怖的力量。我和他不同的是：我的腳步緩慢，我可以在中途徘徊，而且我甚至狂妄地說，我要和死神賽跑。
然而我和他一樣，即使在走向死亡的路上也充滿對祖國人民的熱愛和對文藝事業的信心。工作了幾十年，在閉上眼睛之前，我念念不忘的是這樣一件事：讀者，後代，幾十年、幾百年後的年輕人将怎樣論斷我呢？
他們決不會容忍一個說假話的騙子。
那麼讓我坦率地承認我同意趙丹同志的遺言：“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
十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