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我夢見我在長崎。
今年四月訪問日本,我曾要求去廣島。
長崎的日程則是主人安排的,我當然滿意。
全世界僅有的兩個遭受原子彈破壞的城市,我都到過了,在其中生活過了。
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這兩個城市今天的面目,加強了我對人類前途的信心。
對我這是必要的,我的腦子裡裝滿了背着弟弟找尋母親的少年、銀行門前石頭上遺留的人影這一類的慘象,和數不清的慘痛的故事……我必須消除它們。
不需要空話,在廢墟上建設起來的現代化城市的強大生命力解答了我的問題:人民的力量是無窮的。
一位同行的朋友似乎有不同的看法,他非常謹慎,到了廣島和長崎,他特别擔心,惟恐我們中間誰多講一句話會得罪别人。
我尊重他的意見,努力做到不使他為難。
對他我有好感,在我遭遇困難的時候,他關心過我;在“四人幫”下台半年後,我的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他出來替我講話,說是一些日本友人想同我見面。
後來我的文章《第二次的解放》發表,一九七七年六月他來上海,要見我,約好我到錦江飯店去找他。
因為我是“一般人”,服務處不讓上樓進他的房間,他下來交涉也沒有用,我們隻好在底層談了一會。
我告辭出來,他似乎感到抱歉,一直把我送到電車站。
他的友情使我感動,我們社會中這樣嚴格的等級觀念使我惶惑。
前面提到的日本友人中有一位是土岐善先生,他早已年過九十。
我一九六一年第一次訪問日本,曾在他的陽光明媚的小園裡度過一個愉快的上午。
這次一到東京我便要求登門拜訪。
聽說他身體不适,不能見客。
我沒有想到我們一到長崎,剛剛在和平公園内獻了花,到了國際文化會館就接到東京的電話:土岐先生逝世了。
沒有能向他表示感激之情,沒有能在他的靈前獻一束花,我感到遺憾,仿佛有一個聲音一直在責備我:“來遲了!”我這一生中“來遲了”的事情的确太多了。
我說過我來日本是為了償還友情的債。
長崎是這次旅行最後的一站,日本友人陪伴我們訪問六個城市,相聚的日子越來越短,晚上靜下來我會痛苦地想到就要到來的分别,我又欠上更多的新債了。
在這一點上,那位朋友和我倒是一緻的。
但是在廣島,在長崎我到底想些什麼,他就不太清楚了。
何況我們一行十二個人,十二張嘴會不會講出不同的話,他更沒有把握。
奇怪的是在昨夜的夢裡,一九八○年十月十九日夜間做的夢裡,十二張嘴講了同樣的話。
其實這是不足為怪的。
過去我們就是這樣想、這樣做的。
隻有在“思想解放”之後,今年四月十八日我們從長崎回到上海的第二天,我才發表意見:要是十二個作家都說同樣的話,發同樣的聲音,那麼日本朋友将怎樣看待我們?他們會贊賞我們的“紀律性”嗎?他們會稱贊我們的文藝工作嗎?我看,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