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我夢見我在長崎。
今年四月訪問日本，我曾要求去廣島。
長崎的日程則是主人安排的，我當然滿意。
全世界僅有的兩個遭受原子彈破壞的城市，我都到過了，在其中生活過了。
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這兩個城市今天的面目，加強了我對人類前途的信心。
對我這是必要的，我的腦子裡裝滿了背着弟弟找尋母親的少年、銀行門前石頭上遺留的人影這一類的慘象，和數不清的慘痛的故事……我必須消除它們。
不需要空話，在廢墟上建設起來的現代化城市的強大生命力解答了我的問題：人民的力量是無窮的。
一位同行的朋友似乎有不同的看法，他非常謹慎，到了廣島和長崎，他特别擔心，惟恐我們中間誰多講一句話會得罪别人。
我尊重他的意見，努力做到不使他為難。
對他我有好感，在我遭遇困難的時候，他關心過我；在“四人幫”下台半年後，我的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他出來替我講話，說是一些日本友人想同我見面。
後來我的文章《第二次的解放》發表，一九七七年六月他來上海，要見我，約好我到錦江飯店去找他。
因為我是“一般人”，服務處不讓上樓進他的房間，他下來交涉也沒有用，我們隻好在底層談了一會。
我告辭出來，他似乎感到抱歉，一直把我送到電車站。
他的友情使我感動，我們社會中這樣嚴格的等級觀念使我惶惑。
前面提到的日本友人中有一位是土岐善先生，他早已年過九十。
我一九六一年第一次訪問日本，曾在他的陽光明媚的小園裡度過一個愉快的上午。
這次一到東京我便要求登門拜訪。
聽說他身體不适，不能見客。
我沒有想到我們一到長崎，剛剛在和平公園内獻了花，到了國際文化會館就接到東京的電話：土岐先生逝世了。
沒有能向他表示感激之情，沒有能在他的靈前獻一束花，我感到遺憾，仿佛有一個聲音一直在責備我：“來遲了！”我這一生中“來遲了”的事情的确太多了。
我說過我來日本是為了償還友情的債。
長崎是這次旅行最後的一站，日本友人陪伴我們訪問六個城市，相聚的日子越來越短，晚上靜下來我會痛苦地想到就要到來的分别，我又欠上更多的新債了。
在這一點上，那位朋友和我倒是一緻的。
但是在廣島，在長崎我到底想些什麼，他就不太清楚了。
何況我們一行十二個人，十二張嘴會不會講出不同的話，他更沒有把握。
奇怪的是在昨夜的夢裡，一九八○年十月十九日夜間做的夢裡，十二張嘴講了同樣的話。
其實這是不足為怪的。
過去我們就是這樣想、這樣做的。
隻有在“思想解放”之後，今年四月十八日我們從長崎回到上海的第二天，我才發表意見：要是十二個作家都說同樣的話，發同樣的聲音，那麼日本朋友将怎樣看待我們？他們會贊賞我們的“紀律性”嗎？他們會稱贊我們的文藝工作嗎？我看，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