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一篇随想裡提到我冒充别人舅父的事。
有人向我問起，要我多講一點，他說高行健在《花城》第六期上發表的《傳奇》中已經講過。
高行健是從曹禺那裡打聽來的，知道這件事的人除了曹禺外還有一位朋友，但是他們也說不清詳情。
其實事情很簡單，我收到一封讀者從杭州寄來的要求援助的長信，我給兩三個朋友看，他們拿不定主意，對信上的話将信将疑。
我又把信送給一位朋友的太太，征求意見，她慫恿我去一趟。
我聽了朋友太太的話，手邊剛收到一筆稿費，我就約了魯彥和靳以同遊西湖。
寫信人是一位姑娘，她同後娘處得不好，離開安徽的家庭出外工作，由于失戀她準備去杭州自殺。
在西湖她遇到一位遠親，改變了主意帶發修行。
幾個月後她發現那位遠親同小廟裡的和尚有關系，和尚對她還抱有野心。
她計劃離開虎口，便寫信求我援助。
我們三人到了杭州安頓下來，吃過中飯，就去湖濱雇了一隻船，劃到小廟的附近，上岸去約了姑娘出來。
我們在湖上交談了大約兩個小時。
她叙述了詳細情況，連年紀較大的魯彥也有些感動。
我們約好第二天再去廟裡看她。
她有個舅父住在上海和我同姓，就讓我冒充她的舅父。
我替她付清了八十多元的房飯錢，把我們的回程火車票給了她一張。
她比我們遲一天去上海。
我和靳以到北站接她，請她吃過中飯，然後叫一輛人力車送她到虹口舅父家去。
當時靳以為良友圖書公司編輯的《文季月刊》還未被禁，我和他常在良友公司見面。
姑娘到上海後過兩天還同她舅父到良友公司來看我們，向我們表示謝意。
她留下了他們的地址。
黎烈文知道這件事，過幾個月他因編輯《中流》半月刊，收到信稿較多，應付不了，就請那位姓王的姑娘到中流社工作。
但是不到三個月，“八·一三”抗戰爆發，《中流》停刊，姑娘便跟她舅父一家去了四川，從成都來過一封信。
以後我就再沒有她的信息了。
在十年浩劫的大審查中也沒有人因為這件事到上海來找我“外調”。
這件事在當時看來十分尋常。
我們兩次雇船去小廟訪問那位姑娘，她又在船上詳盡地談了自己的身世。
劃船的人全聽見了，他也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那個時候西湖遊客很少，船也少，所以兩天都坐他的船。
在我最後離船付錢時，劃船人忽然懇切地說：“你們先生都是好人。
”他沒有向和尚揭發我們，也不曾對我們進行威脅。
可能有人懷疑，姑娘既然有舅父在上海，為什麼不向他求助，反而找一個不認識的人幫忙？她說過，當初她充滿自信地離開家庭不顧别人勸阻，她不願意讓親戚知道自己在杭州的困境。
我們也可以批評她“好強，愛面子”，甚至“愛虛榮”。
但是長期生活在舊社會，我們誰沒有這一類的毛病？我們當時的解釋是“讀者相信作家”，這就夠了。
據說人到暮年經常回顧過去，三十年代的舊夢最近多次回到我的心頭。
那個時候我在上海寫文章、辦刊物、編叢書，感覺到自己有用不完的精力和時間。
讀者們從遠近地區寄來信件，常常在十頁以上，它們就是我的力量的源泉。
讀者們的确把作家當做可以信任的朋友，他們願意向他傾吐他們心裡的話。
在我的創作力旺盛的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