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裡，那些年輕人的痛苦、困難、希望、理想……許多親切、坦率、誠懇、熱情的語言像一盞長明燈燃在我的寫字桌上。
我感到安慰，感到驕傲，我不停地寫下去。
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中我交了多少年輕的朋友，我分享了多少年輕人的秘密。
有人懷着好意問我：你是不是有一把鑰匙，不然你怎麼能打開年輕人的心靈之門？我哪裡有什麼秘訣！我說過我把心交給讀者，可是我忘記說讀者們也把心給了我。
我的生命中也有過火花四射的時候，我的心和年輕的心緊緊貼在一起，人們把不肯告訴父母的話，不肯告訴兄弟姐妹的話，把埋藏在心底的秘密全寫在紙上送到我的身邊。
我常說作家靠讀者們養活，不僅因為讀者買了我寫的書，更重要的是他們送來精神的養料。
我寫得最多的時候也就是和讀者聯系最密切的時候。
他們并不認為我是一位有頭銜的作家，卻隻把我當做一個普通的人，一個忠實的朋友。
但是後來我跟讀者漸漸地疏遠了。
我缺少時間，也缺少精力，堆在我身上的頭銜越多，我花在寫作上的時間越少，我終于成了不需要作品的作家。
我為自己不熟悉的各種雜事耗費了生命，卻隻能在十封讀者來信中揀出一兩封閱讀、回答。
我常常因為辜負了讀者的盛意感到内疚。
但即使是這樣，十年浩劫中讀者的信件也給我帶來不少的麻煩。
“造反派”的作家應當眼睛朝着“首長”，怎麼能容許人向讀者吸取養料？據說“四人幫”的上海“書記”徐景賢曾經叫嚷：“現在還有人給巴金寫信，可見批判不力，沒有把他批臭。
”其實從一九六七年第四季度開始我就讓各方面揪出去“遊鬥”了三四年。
整整幾年中間我沒有收到過一封信。
可能有人寫了信來，給“領導”扣下了，因為“牛鬼蛇神”不能享受人的權利。
沒有想到烏雲消散以後，打翻在地的人也居然站了起來，對着面前成堆的信件我感到束手無策。
十年浩劫在我的心靈上留下無法治愈的創傷，豪言壯語也不能補償給奪走了的健康。
對熱情關懷和殷切期望的讀者，我能夠寫什麼樣的答語呢？在寫字也感到吃力的時候，我常常把需要答複的來信放在一邊，過了幾天卻不知道在哪兒去尋找它們，隻好望着滿屋子的書刊和信件發愁。
有些信件需要轉到别處，可是我轉來轉去毫無結果，有時甚至又回到自己的手邊。
還有人錯把作為裝飾的頭銜當成發光的鑰匙，要求我為他們打開一些方便之門。
我隻好用沉默回答。
但是我也為沉默感到痛苦。
一方面我沒有忘記我欠了讀者一筆永遠還不清的債，另一方面我腦子裡一直保留着這樣一個自己的形象：一個多病的老人移動艱難的腳步走向遺忘。
讓讀者忘記我，這是我的心願。
但是我永遠忘不了讀者。
這不是矛盾嗎？既然願意被人忘記，為什麼還不肯放下自己的筆？
我說過我這一生充滿了矛盾。
遠離了讀者，我感到源泉枯竭。
頭銜再多，也無法使油幹的燈點得通亮。
但是隻要一息尚存，我那一星微火就不會熄滅。
究竟是什麼火呢？就是對祖國、對人民的愛，這也就是我同讀者的惟一的聯系。
今天我同讀者之間仍然有共同的東西，因此我還能活下去，還能寫下去。
二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