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路參觀的亞非作家們将在杭州會合。
作為中國代表團的副團長的我和一些工作同志先去西湖，同當地的作家進行聯系。
我以為九姑會出來接待遠方的客人，可是在這裡連一個文聯或者作協分會的熟人也看不到。
說是都有問題，都不能出來。
我不敢往下問，害怕會聽到更可怕的消息，反正有一位省文化局長就可以體現我們燦爛的文化了。
離開杭州的前夕，一位菲律賓詩人問我為什麼在這山青水秀、風景如畫的地方看
不到詩人和作家？我吞吞吐吐，答不出來。
回到上海，送走了外賓，我自己也受到圍攻，不能出來了。
現在回想起來我還有似夢非夢的感覺，當時也是如此，我總以為不是真的。
但是事情一件一件地來了，抄家，強迫勞動，一夜之間成為賤民……等等。
我的女兒在家裡待不下去，她和同學們一起出去串聯，經過杭州，她去看望了九姑，九姑接待了她，還借給她零用錢。
那是十一月底的事，九姑雖然靠邊，卻未受到隔離審查，還留我女兒在白樂橋家中住了一晚。
據說黃山賓館的服務員揭發她在黃山用牛奶洗澡，九姑非常憤慨。
一九六一年我們在黃山過暑假，後來蕭珊帶着孩子來了，住在半山的紫雲樓，黃山賓館就在紫雲樓下面，我們每天都要去看九姑。
那裡并不豪華，九姑也沒有受過特殊的待遇。
清早我們都喝豆漿，誰也不曾見過牛奶。
但是對運動中的所謂揭發，我們都有一些體會，上面要什麼，下面就有什麼。
年輕時候看舊小說，我總是不懂“莫須有”三字怎麼可能構成天大的罪名，現在完全明白了。
十年浩劫中來了一個封建文物大展覽，大家都“深受教育”。
大約在第二年十月“造反派”在上海作協分會舊址批鬥前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我也給揪去陪鬥。
在會上杭州來的“造反派”發言要石西民交代将方令孺拉進黨内的“罪行”。
石西民沒有正面回答。
我替九姑擔心，可是以後我也不曾得到什麼不祥的消息。
一九七四年五月我的女婿到杭州工作，我要他去看望九姑，他找到了她。
她仍然住在原來的地方，隻是屋子減少了，隻剩了一間。
她已經七十八歲，她的女婿死了，女兒身體又不好，很少有人理她。
她很寂寞，有時盼望我女婿去陪她打撲克。
她給我來過信，可是我的問題并未徹底解決，不便經常給她去信。
再過一年半，我的情況仍然沒有改變，我的命運還是給捏在“四人幫”的爪牙的手裡。
我的女兒也去了杭州，她也去過白樂橋。
她和她的愛人給八十歲老太太的孤寂生活中帶去一點溫暖和安慰，但是他們除了工作和學習，還有自己的活動，還要參加搞不完的批這批那的運動，哪裡能經常去看望她？！
一九七六年九月底，我女兒、女婿回上海過國慶，我問起九姑的情況，我女兒說她患肺炎住在醫院裡，他們去看過她，她已經認不出他們。
節後他們回到杭州就給我寄來方令孺同志追悼會報道的剪報，原來我們談論她的時候，她已經不在人間。
九姑活過了八十，不算短壽。
在靠邊期間她還下過水田勞動，經受了考驗，也終于得到了“解放”。
但是她沒有能充分地利用她的生命和才華，她不能死而無憾。
更令人感到遺憾的是隻差十多天的時間，她沒有能看到“四人幫”的覆滅。
“四人幫”垮台後我兩次去西湖，都沒有到她的墓前獻花，因為這樣的墓是不存在的。
我知道有骨灰盒，但骨灰盒還不如心上的祭壇，在我的心上那位正直、善良的女詩人的紀念永遠不會褪色。
我兩次經過白樂橋，都是坐在車子裡匆匆地過去，眼前一片綠色，什麼也沒有看清楚，可是我眼裡有一位老太太拄着手杖帶笑地不斷揮手！
離開杭州我就去北京參加茅盾同志的追悼會。
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裡休息，我坐在丁玲同志旁邊。
她忽然對我說：“我忘記不了一個人：方令孺。
她在我困難的時候，主動地來找我，表示願意幫忙。
我當時不敢相信她，她來過幾次，還說：‘我實在同情你們，尊敬你們……’她真是個好人。
”我感謝丁玲同志講了這樣的話。
九姑自己沒有談過三十年代的這件事情。
五月十五日寫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