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一吟同志來信要我談一點我和她父親交往的情況。
我近來經常感冒，多動一動就感到疲勞，但生活還是忙亂，很少有冷靜思考的時間。
在我居住的這個城市裡噪音很多，要使腦子安靜下來，實在不容易，思想剛剛進入“過去”，馬上就有古怪的聲音把它們拉回來。
過去、現在和将來常常混在一起，要認真地回憶、思考，不知道從哪裡做起。
得到一吟同志的信以後，我匆匆想過幾次，我發現我和她父親之間并沒有私人的交往。
我覺得奇怪。
按情理我們應當成為往來密切的朋友，第一，子恺先生和我都是在開明書店出書較多的作者；第二，三十、四十年代中我的一些朋友常常用親切、友好的語言談起子恺先生，他們中間有的人同他一起創辦了立達學園，有的人是這個學校的學生；第三，我認為他是人道主義者，而我的思想中也有人道主義的成分；第四，不列舉了。
……想來想去，惟一的原因大概是我生性孤僻，不愛講話，不善于交際，不願意會見生人，什麼事都放在心裡，藏在心底，心中盛不下，就求助于紙筆。
我難得參加當時的文藝活動，也極少在公開的場合露面。
早在三十年代我就有這樣的想法：作家的名字不能離開自己的作品。
今天我還堅持這個主張。
作家永遠不能離開讀者，永遠不能離開人民。
作為讀者，我不會忘記子恺先生。
我現在完全說不出什麼時候第一次看見豐先生（我後來就習慣這樣地稱呼子恺先生），也講不清楚當初見面的情景，可是我還記得在南京念書的時候，是在一九二四年吧，我就喜歡他那些漫畫。
看他描寫的古詩詞的意境，看他描繪的兒童的心靈和幻夢，對我是一種愉快的享受。
以後一直是這樣。
一九二八年底從法國回來我和索非住在一起，他在開明書店工作，我的第一部小說《滅亡》要在開明書店出版。
索非常常談起豐先生，也不止一次地稱贊他“善良、純樸”。
他又是一種辛勤的勞動者，我看到他的一本接一本的譯著和畫集。
他介紹了西方藝術的基本知識，他講述西方音樂家的故事，他解釋西方繪畫發展的曆史；他鼓吹愛護生物，他探索兒童的精神世界。
……我沒有見過他，但我的腦子裡有一個“豐先生”的形象：一個與世無争、無所不愛的人，一顆純潔無垢的孩子的心。
我并不完全贊成他的主張，但是我敬重他的為人。
我不僅喜歡他的漫畫，我也愛他的字，一九三○年我翻譯的克魯泡特金的《自傳》脫稿，曾托索非轉請豐先生為這書寫了封面題字，我不用多說我得到他的手迹時的喜悅。
這部印數很少的初版本《我底自傳》就是惟一的把我和那位善良、純樸的藝術家連在一起的珍貴的紀念品了。
我在記憶裡搜索，可以說是一無所得，我已經沒有條件深思冥想了。
在抗戰前我從索非那裡經常知道豐先生的工作情況和生活細節。
後來我讀到他自己的文章親切地描述他在家鄉安靜的寫作生活，然後是戰火爆發、侵略軍逼近家鄉，他同家人倉皇逃難。
從此他從浙江，去江西、湖南、廣西，再去四川。
這期間我也到過不少的地方。
我說不出什麼原因，我同他不曾有過任何的聯系，可是他的腳迹始終未從我的眼前消失。
他在各地發表的散文，能找到的我全讀了。
閱讀時我就像見到老朋友一樣，感到親切的喜悅。
他寫得十分樸素、非常真誠，他的悲歡、他的幸和不幸緊緊地抓住我的心。
抗戰期間我在重慶開明書店遇見過他，談過幾句話，事後才想起這是豐先生。
另一次我和一個朋友到他在沙坪壩的新居去看望他。
記不起我們談了些什麼，時間并不長，但是我保留着很好的印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