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然是那樣一個人：善良純樸的心，簡單樸素的生活，他始終愉快地、勤奮地從事他的工作。
一九四二年七月我還在成都祠堂街開明書店買了一幅他的親筆漫畫，送給我一個堂兄弟，為了激發他（堂兄弟）的高尚的情操。
上海解放後，我幾次見到豐先生和一吟同志，聽說他要翻譯日本著名的《源氏物語》，他開始自學俄文，并表示要學好俄文才去北京。
我相信他有毅力做好這兩件事。
果然他在一九五九年去北京出席了全國政協的會議，他從俄語翻譯的文學作品也陸續出版。
（在“四人幫”下台之前，我就聽一位老友講他正在閱讀豐先生翻譯的《源氏物語》全部手稿。
）他一直不知疲倦地在工作。
我們有時一起參加學習，他發言不多。
今天我還隐約記得的隻是他在一九六二年上海二次文代會上簡短的講話，他擁護“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文藝方針，他反對用大剪刀剪冬青樹強求一律的辦法，他要求讓小花、無名的花也好好開放。
三個月後他又發表了散文《阿咪》。
這位被稱為“辛勤的播種者”的老藝術家不過溫和地講了幾句心裡話，他隻是談談生活的樂趣，講講工作的方法。
他做夢也沒有想到要“反”什麼，要向什麼“進攻”。
但是不多久台風刮了起來，他的講話，他的漫畫（《阿咪》的插圖——“貓伯伯坐在貴客的後頸上”）一下子就變成了“反社會主義”的毒草。
我也背上了一個沉重的包袱，上海第二次文代會上我第一個發言，大談《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我帶頭“發揚民主”，根據過去的經驗我當時也有點擔心，但料不到風向變得這樣快。
一方面我暗中抱怨自己不夠沉着，信口講話，我的腦子也跟着風在轉向，另一方面我對所謂“引蛇出洞”的說法想不通，有意見。
聽見人批評《阿咪》，我起初還不以為然，但是聽的次數多了，我也逐漸接受别人的想法，懷疑作者對新社會抱有反感。
縱然我不曾寫批評文章，也沒有公開表态，但是回想起這一段時期自己思想的變化，我不能不因為沒有盡到“作家的責任心”而感到内疚：在私下議論時我不曾替《阿咪》講過一句公道話。
其實我也不能苛求自己，我就從未替我那篇發言講過一句公道話。
那個時候好像有一種強大的壓力把我僅有的一點獨立思考也摧毀了。
接着的幾年中間我仿佛在海裡遊泳，岸在遠方，我已經感到精力不夠了。
但是我仍然用力向前遊去。
于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我參加亞非作家北京緊急會議後回到上海，送走外賓之前我到作家協會分會開會，大廳裡就挂着批判我那篇講話的“興無滅資”的大字報。
那天受批判的是一位不久就被迫跳樓的文學評論家，我被邀請坐在“上座”，擡起眼便看見對面一張揭露我的“罪行”的大字報。
我知道，我送走客人後，大禍就臨頭了。
我還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其實心裡很害怕。
我盼望着出現一個奇迹：我得到拯救，我一家人都得到拯救。
自己也知道這是妄想。
我開始承認自己“有罪”，開始用大字報上的語言代替了自己的思考。
朋友們同我劃清了界限，其實大多數的熟人都比我早進“牛棚”，用不着我同他們劃清界限了。
豐先生便是其中之一，我不曾到過他的家，但我知道他住在陝西南路一所西班牙式的小洋房裡。
我去作協分會開會、學習、上班的時候，要經過他的弄堂口，我向人打聽，他早在六月就被定為“反動學術權威”受到批判和折磨了。
我也給戴上了“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這隻是幾頂帽子中的一頂，而且我口服心服地接受了。
我想：既然把我列為“權威”，我不是“反動的”，難道還是“革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