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居然以為自己“受之無愧”，而且對豐先生的遭遇也不感到憤慨。
在頭兩年中我甚至把“牛棚”生活和“批鬥”折磨當做知識分子少不了的考驗。
我真正相信倘使茹苦含辛過了這一關，我們就可以走上光明大道。
我受批鬥較晚，關入“牛棚”一年後才給揪上批鬥場。
我一直為自己能不能過好這一關擔心。
我還記得有一天到“牛棚”去上班，在淮海中路陝西路口下車，看見商店旁邊牆上貼着批判豐子恺大會的海報，陝西路上也有。
看到海報，我有點緊張，心想是不是我的輪值也快到了？當時我的思想好像很複雜，其實十分簡單，最可笑的是，有個短時期我偷偷地練習低頭彎腰、接受批鬥的姿勢，這說明我是心甘情願地接受批鬥，而且想在台上表現得好。
後來我真的上了台，受到一次接一次的批鬥，我的确受到了“教育”：人們都在演戲，我不是演員，怎麼能有好的表現呢？
批鬥以後我走過陝西路搭電車回家，望見那些西班牙式洋房，我就想起豐先生，心裡很不好過：我都受不了，他那樣一個純樸、善良的人怎麼辦呢？！一天我看見了他。
他不拄手杖，腋下夾了一把傘，急急地在我前面走，胡子也沒有了，不像我在市政協學習時看見他的那個樣子。
匆匆的一面，他似乎不曾看見我，我覺得他倒顯得年輕些了。
看見多一個好人活下來，我很高興。
我以為他可以闖過眼前的這一關了。
但是事情不會是這麼簡單。
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又刮來一陣狂風，所謂“批黑畫”的運動開始了。
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揮舞大棒做報告随意點名，為人民做過不少好事的藝術家又無緣無故地給揪出來做靶子，連《滿山紅葉女郎樵》的舊作也被說成“反對三面紅旗”的毒草。
《船裡看春景》中的水裡桃花倒影也給當做“攻擊人民公社”的罪證。
無情的批鬥已經不能說服人了，它隻有使我看出：誰有權有勢誰就有理。
從那個時候起我開始懂得人們談論的社會效果是怎麼一回事情。
我逐漸明白：像棍子一樣厲害的批評常常否定了批評本身。
棍子下得越多越是暴露了自己。
最初我真的相信批鬥我是為了挽救我。
但是經受了長期批鬥之後，我才明白那些以批鬥别人為樂的人是踏着别人的屍首青雲直上的。
我已經成了一個虔誠的信徒，忽然發現一切符咒都是随意編造，我不能靠謊言過日子，必須動動自己的腦筋。
眼睛逐漸睜大，背上的包袱也就逐漸減輕。
我不再惶恐，不再害怕，不再有有罪的感覺。
腦子活動了，思想多起來了，我想起給搗毀了的杭州的嶽飛廟和跪在嶽墳前的四個鐵像，我仿佛見到了新的光明。
那不就是用“莫須有”罪名害人的人的下場嗎？
我不再替豐先生擔心了。
人民喜愛的優秀藝術家的形象是損害不了的，我不再相信“四人幫”能長期橫行了，但是我沒有想到他們會垮得這樣快，更沒有想到豐先生會看不到他們的滅亡。
在現今的世界上畫家多長壽，倘使沒有那些人的批鬥、侮辱和折磨，豐先生一定會活到今天。
但是聽說他一九七五年病死在一家醫院的急診間觀察室裡。
在上海為他開過兩次追悼會，我都沒有參加：第一次在一九七五年九月，我還不曾得到解放，他也含着冤屈；第二次在一九七八年六月，我在北京開會，他終于得到了平反昭雪。
沒有在他的靈前獻一束鮮花，我始終感到遺憾。
優秀的藝術家永遠讓人懷念。
但是我不能不想：與其在死後懷念他，不如在生前愛護他。
讓我們牢牢地記住這個慘痛的教訓吧。
五月三十一日
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二、十三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