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批鬥，說我假意認罪、騙取同情。
誰真誰假，我開始明白了。
我仍然按時寫《思想彙報》，引用“最高指示”痛罵自己，但是自己的思想暗暗地、慢慢地在進行大轉彎。
我又有了新的發現：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隸。
這個發現使我十分難過！我的心在掙紮，我感覺到奴隸哲學像鐵鍊似的緊緊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
沒有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腦子思考，别人舉手我也舉手，别人講什麼我也講什麼，而且做得高高興興，——這不是“奴在心者”嗎？這和小說裡的黃媽不同，和鳴鳳不同，她們即使覺悟不“高”，但她們有自己的是非觀念，黃媽不願意“住渾水”，鳴鳳不肯做馮樂山的小老婆。
她們還不是“奴在心者”。
固然她們相信“命”，相信“天”，但是她們并不低頭屈服，并不按照高老太爺的邏輯思考。
她們相信命運，她們又反抗命運。
她們決不像一九六七、六八年的我。
那個時候我沒有反抗的思想，一點也沒有。
我沒有提一九六六年。
我是六六年八月進“牛棚”，九月十日被抄家的，在那些夜晚我都是服了眠爾通才能睡幾小時。
那幾個月裡我受了多大的折磨，聽見捶門聲就渾身發抖。
但是我一直抱着希望：不會這樣對待我吧，對我會從寬吧；這樣對我威脅隻是一種形式吧。
我常常暗暗地問自己：“這是真的嗎？”我拼命拖住快要完全失去的希望，我不能不這樣想：雖然我“有罪”，但幾十年的工作中多少總有一點成績吧。
接着來的是十二月。
這可怕的十二月！它對于我是沉重的當頭一擊，它對于蕭珊的病和死亡也起了促進的作用。
紅衛兵一批一批接連跑到我家裡，起初翻牆入内，後來是大搖大擺地敲門進來，凡是不曾貼上封條的東西，他們随意取用。
晚上來，白天也來。
夜深了，我疲勞不堪，還得低聲下氣，哀求他們早些離開。
不說蕭珊挨過他們的銅頭皮帶！這種時候，這種情況，我還能有什麼希望呢？從此我斷了念，來一個急轉彎，死心塌地做起“奴隸”來。
從一九六七年起我的精神面貌完全不同了。
我把自己心靈上過去積累起來的東西丢得一幹二淨。
我張開胸膛無條件地接收“造反派”的一切“指示”。
我自己後來分析說，我入了迷，中了催眠術。
其實我還挖得不深。
在那兩年中間我虔誠地膜拜神明的時候，我的耳邊時時都有一種仁慈的聲音：你信神你一家人就有救了。
原來我腦子裡始終保留着活命哲學。
就是在入迷的時候，我還受到活命思想的指導。
在一九六九年以後我常常想到黃媽，拿她同我自己比較。
她是一個真實的人，姓袁，我們叫她“袁袁”，我和三哥離開成都前幾年中間都是她照料我們。
她喜歡我們，我們出川後不久，她就辭工回家了，但常常來探問我們的消息，始終關心我們。
一九四一年年初我第一次回到成都，她已經死亡。
我無法打聽到她的墳在什麼地方，其實我也不會到她墓前去感謝她的服務和關懷。
隻有在拿她比較的時候，我才知道我欠了她一筆多麼深切的愛。
她不是奴隸，更不是“奴在心者”。
我在去年寫的一則《随想》中講起那兩年在“牛棚”裡我跟王西彥同志的分歧。
我當時認為自己有大罪，贖罪之法是認真改造，改造之法是對“造反派”的訓話、勒令和決定句句照辦。
西彥不服，他經常跟監督組的人争論，他認為有些安排不合情理，是有意整人。
我卻認為磨練越是痛苦，對我們的改造越有好處。
今天看來我的想法實在可笑，我用“造反派”的訓話思考，卻得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結論。
對“造反派”來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反動的”作家。
可是他們用了各種方法，各種手段逼迫我、也引導我走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路。
這說明大家的思想都很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