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來我編選過不少的集子，有長篇，有短篇；有創作，有翻譯。我保留着一個印象：為自己編選集子是一件愉快的事。可是這一回編選《序跋集》，我感到了厭倦，說句老實話，我幾乎無法完成這工作。
為什麼呢？……我不能把責任全推給“衰老”。固然我現在拿筆寫字手就發抖；我越是着急，手和筆尖都停在原地越難移動，但我也掙紮着抄寫了一些較短的前言後記。而且在這方面我還有一個得力的助手，我的侄女國煣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收在這個集子裡的大部分的序跋，特别是那些滔滔不絕的“代序”都是她抄錄的。我應當感謝她。
為什麼呢？……是不是在編選上花了很多功夫，使我感到十分吃力？不。其實編選工作并不繁難，何況我（一）定下了一個範圍：隻收文學著譯的序跋。（二）又聲明會有遺漏，收集不一定完全。“不完全”，這是事實。但先來一個聲明，等于網開一面，留一條出路：反正有遺漏，多一篇，少一篇，關系不大。我也用不着苦心“求全”了。
那麼為什麼會感到厭倦呢？是由于閱讀五十四年中間自己寫的那一大堆前言後記吧，我看一定是這樣。我想起了一件事情：在一九七○年或者七一年我還在奉賢縣“五·七幹校”的時候，有一天工宣隊老師傅帶着我們機關“造反派”到我家去抄書，拿走了幾本張春橋和姚文元的著作，這些書都是“文化大革命”前在上海出版的，一直放在書架上，我想它們該是最保險的吧。沒有想到給沒收的偏偏是它們。後來我回家休假，蕭珊講起這件事，我們起初大惑不解，想了一陣，取得了一緻的看法：可能他們過去寫的文章并不都證明他們生來就正确，而且一貫正确，因此不利于身居高位的今天的他們，還是将它們沒收燒毀為妙。
我堅持這個看法，我有夠多的經驗和體會。我寫過多少很不正确的文章，連自己也搞不清楚。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揭發一篇，就鬥一次，還要我寫檢查交代。不讓我看原文，也不對我說明文章的内容，卻要我像猜謎一樣承認有罪，我實在應付不了！我怕極了，真的朝夕盼望來一場天火把我過去寫的文章燒光。我的這種想法，我的這種精神狀态也許是接連不斷的多次運動的後果。倘使我遲生幾十年，就不會背上那麼沉重的包袱，我可能一個字也不會寫，更有可能不讓人抓住辮子。我有幸躲掉了幾次運動，可是最後在“文化大革命”中給揪住算總賬，一筆也不放過。那麼重的包袱！那麼多的辮子！我從小熟悉一句俗話：“在劫難逃”，卻始終不相信。但聽慣棍棒聲音的人很難說自己毫無餘悸。
我明白了。一大堆包袱和辮子放在我面前，我要把它們一一地清理。這決不是愉快的工作。我多麼想把它們一筆勾銷，一口否定。然而我無權無勢，既毀不了，又賴不掉，隻好老老實實把包袱和辮子完全攤開展覽出來，碰碰運氣。即使等待我的是批判，我也隻好硬着頭皮接受。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在劫難逃”嘛。
我又想起一樁往事：我開始寫第一本小說《滅亡》的時候，住在巴黎拉丁區一家小旅館裡，離先賢祠很近。我經常在飛着細雨的黃昏，在先賢祠前廣場上盧騷（梭）的銅像下徘徊。我尊敬盧騷（梭），稱他為“老師”，一，我學習他寫《忏悔錄》講真話；二，我相信他的說法：人生來是平等的。五十四年過去了，可是今天還有人告訴我：人是應該分為等級的。那麼根據我幾十年的寫作經驗，我大概屬于挨批的一等吧。我即将進入八十高齡，看來到死我也不會上升為批人的那個等級了。因此對着五十四年來留下的包袱和辮子，我不會感到心情舒暢。
但是我終于把它們閱讀完畢了。我回過頭重走了五十四年的路。我興奮，我思索，我回憶，我痛苦。我仿佛站在雜技場的圓形舞台上接受批鬥，為我的寫作生活做了徹底的交代。《序跋集》是我的真實曆史。它又是我心裡的話。不隐瞞，不掩飾，不化妝，不賴賬，把心赤裸裸地掏了出來。不怕幼稚，不怕矛盾，也不怕自己反對自己。事實不斷改變，思想也跟着變化，當時怎麼想怎麼說就讓它們照原樣留在紙上。替自己解釋、辯護，已經成為多餘。五十四年來我是怎樣生活的，我是怎樣寫作的，我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我究竟做過些什麼樣的事，等等等等，在這本書裡都可以找到回答。有人要批判我，它倒是很好的材料。至少我的思想的變化在這裡毫不隐蔽地當衆展覽了。
“四人幫”還在台上的時候，“革命造反派”不止一次地威脅我，說是批判我“要一直批到共産主義社會”。說話人的兇相我至今忘記不了。我不想死後得到安息，我知道自己進不了天堂。但倘使有一位偉大的詩人能把我的靈魂帶進“共産主義社會”，即使去受批判，即使必須走遍“地獄”和“煉獄”，我也心甘情願。
結束了這個使我感到厭倦的工作，我吐一口氣，覺得輕松多了。這本集子是那位北京的朋友鼓勵我編輯的，我感謝他的幫助，我還請求他允許我把我的《序跋集》獻給下一代和再下一代的讀者，我非常願意接受他們的批判。
八月十日在莫幹山
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一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