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他們到門口，我同他握手分别，因為旁邊有一位姑娘，我們倒顯得生疏了。
我不曾收到一封從法國寄來的信，我也差不多忘記了馬大哥。
我照常過着我那四海為家的生活，帶着一枝自來水筆到處跑，跑累了便回到上海休息。
一九三四年初我從北平回上海，又見到了馬大哥，這次是他們一家人，他和那位姑娘結了婚，生了女兒。
我認識了羅淑，在他們夫婦的身邊還看見當時隻會講法國話的小姑娘。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後，我在上海定居下來。
那個時候他們夫婦住在拉都路（襄陽路）敦和裡，我住在狄思威路（溧陽路）麥加裡，相隔不近，我們卻常有機會見面。
我和兩三個熟人一個月裡總要去他們家過幾個夜晚，暢談文學、生活和我們的理想。
馬大哥為了一家人的生活，正在給中法文化基金委員會翻譯一本法文哲學著作，晚上是他工作的時間，他經常煮一壺咖啡拿上三樓，關在那裡一直工作到深夜。
有時知道我去，他也破例下樓高興地參加我們的漫談，談人談事，談過去也談未來，當然更多地談現在。
海闊天空，東南西北，宇宙蒼蠅，無所不談，但是講的全是心裡的話，真可以說大家都掏出了自己的心，也沒有人擔心會給别人聽見出去“打小報告”。
我和馬大哥一家之間的友誼就是這樣一種友誼。
這樣的生活一直繼續到一九三六年第四季度他們一家離開上海的時候。
這中間發生過一件事情。
我有一個朋友曾經在廈門工會工作，因電燈公司罷工事件坐過牢，後來又到東北參加“義勇軍”活動。
有時他來上海找不到我，就到開明書店去看索非，他也是索非的友人，最近一次經過上海他還放了一口箱子在索非家中。
這件事我并不知道。
一九三五年冬季在上海發生了日本水兵中山秀雄給人殺害的事件，接着日本海軍陸戰隊按戶搜查一部分虹口區的中國居民。
索非的住處也在日本勢力範圍内，他們夫婦非常擔心，太太忽然想起了朋友存放的箱子，說是上次朋友開箱時好像露出了“義勇軍”的什麼公文。
于是他們開箱查看，果然箱内除公文外還有一支手槍和一百粒子彈。
沒有别的辦法，我馬上帶着箱子坐上人力車，從日本海軍陸戰隊布崗警戒下的虹口來到當時的“法租界”。
馬大哥給我開了門。
他們夫婦起初感到突然，還以為我出了什麼事。
但是我一開口，他們就明白了一切。
箱子在他們家樓上一直存放到他們動身去廣西的時候。
在舊社會并沒有所謂“鐵飯碗”。
他拿到半年的聘書去桂林，不知道半年後還能不能在廣西大學待下去，也隻能作短期的打算。
他讓我搬到敦和裡替他們看家，到暑假他們果然踐約歸來。
他們作好了計劃：羅淑留在上海生小孩，馬大哥繼續去桂林教書，過一段時期他們全家搬去，定居桂林。
他們把敦和裡的房子讓給朋友，另外租了地段比較安靜的新居。
馬大哥按預定計劃動身，羅淑定期到醫院檢查，一切似乎進行得順利。
但是一九三七年“八·一三”的槍聲打亂了他們的安排，馬大哥由湖南改去四川，羅淑帶着女兒離開上海去同他會合。
第二年二月他們的兒子在成都誕生，可是不到二十天母親就患産褥熱死在醫院裡面。
三月初我從兄弟的來信中知道這個不幸的消息，好像在做夢，我不願意相信一個美滿的家庭會這麼容易地給死亡摧毀。
我想起幾個月中間他們夫婦幾次給我寄信發電報催我早回四川，他們關心我在上海的安全。
我想起分别前羅淑有一次講過的話：“這個時候我一定要趕到老馬身邊，幫助他。
他像個大孩子，又像是一團火。
”他們結婚後就隻有這短時期的分離。
她在兵荒馬亂中冒着敵機轟炸的危險趕到他面前，沒有想到等待她的是死亡，他們重聚的時間竟然這麼短。
我失去了一位敬愛的朋友，但是我不能不想到羅淑的病逝對馬大哥是多麼大的一個打擊。
過去的理想破滅了，計劃也成了泡影。
《生人妻》的作者留下一大堆殘稿，善良而能幹的妻子留下一個待教育的女孩和一個吃奶的嬰兒，對于過慣書齋生活的馬大哥我真不敢想象他的悲痛。
我寫了信去。
信不會有多大用處。
誰能撲滅那一團火呢？
不久我離開上海去廣州，在轟炸中過日子，也在轟炸中跑了不少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