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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多以後我到了重慶，在沙坪壩住下來。
我去北碚複旦大學看望朋友，在馬大哥的家裡我們談到夜深，恨不得把将近三年的事情一晚上談光。
他似乎老了許多，也不像過去那樣愛書了，但還是那麼熱情，那麼健談，講話沒有保留，沒有顧忌，他很可能跟我暢談一個通宵，倘使沒有他第二位夫人的勸阻。
夫人是羅淑在廣西結識的朋友，她是為了照顧羅淑留下的孩子才同宗融結婚的。
對那個孩子她的确是一位好母親，可是我看出來在馬大哥的生活裡她代替不了羅淑。
一談起羅淑他就眼淚汪汪。
他一家住在學校附近，自己租的農家房屋。
當時在大後方知識分子的厄運已經開始。
馬大哥不是知名學者，著作很少，平時講話坦率，愛發表議論，得罪過人，因此路越走越窄，生活也不寬裕。
他的心情很不舒暢。
然而他仍舊常帶笑容，并不把困難放在心上，雖然發脾氣的時候多了起來。
朋友們關心他，有時也議論他，但是大家都喜歡他。
他真像一團火，他的到來就仿佛添了一股熱流，冷靜的氣氛也變成了熱烈。
他同教授們相處并不十分融洽，但在文藝界中卻有不少知心朋友。
他住在黃桷樹，心卻在重慶的友人中間，朋友們歡聚總少不了他，替别人辦事他最熱心。
他進城後活動起來常常忘記了家。
老舍同志知道他的毛病，經常提醒他，催促他早回家去。
他朋友多，對人真誠，在他的身上我看出了交友之道。
我始終記得一九四一年發生的一件事情：他有一位朋友思想進步，同學生接近，也很受歡迎，但是由于校外勢力的壓迫和内部的排擠給學校解聘，準備去别處就業。
朋友動身前學生開會歡送，馬大哥在會上毫無顧忌地講了自己心裡的話。
在這之前另一位同他相熟的教授到他家串門，談起被解聘的朋友，教授講了不少壞話。
他越聽越不耐煩，終于發了脾氣罵起來：“你誣蔑我的朋友就是誣蔑我！我不要聽！你出去！出去！”他把教授趕走了。
他為了朋友不怕得罪任何人。
沒有想到六年以後在上海他也讓這個學校（學校已經搬回了上海了）解了聘，隻好帶着全家渡海，去台北。
我聽見他的一位同事談起解聘的原因：上海學生開展反饑餓運動的時候，他們學校當局竟然縱容當地軍警開進校園逮捕同學。
馬大哥對這種做法十分不滿，在校務會議上站出來慷慨直言，拍案怒斥。
這是他的本色，他常說，為了維護真理，顧不得個人的安危！
我第一次回到四川，一九四一年初去過成都探親，不久他也來成都為羅淑掃墓。
我們一起到墓地，隻有在這裡他顯得很憂傷，平日他和友人見面總是有說有笑。
一叢矮樹編成的短籬圍着長條的墓地，十分安靜，墓前有石碑，墓旁種花種樹，我仿佛來到分别了四年的友人的家。
我的心平靜，覺得死者隻是在内屋休息，我們在廊下等待。
我小聲勸慰馬大哥：“真是個好地方。
世彌在這裡安息多麼好。
”他搖搖頭苦惱地說：“我忘記不了她啊！”他拍拍我的肩頭，他的手掌還是那麼有力。
我向他建議将來在這裡種一些名花，放些石桌石凳，以後朋友們來掃墓，在小園中坐坐談談，仿佛死者就在我們中間。
他連聲說好。
我也把我的想法同别的朋友談過，準備等抗戰勝利後實現這個計劃。
當時誰也不是存心講空話，可是抗戰勝利後的局面壓得人透不過氣來，我沒有能再到成都，馬大哥也被迫遠去台北。
解放後我兩次去成都，都不曾找到羅淑的墓地，今年她的兒子也去那裡尋找，才知道已經片瓦無存了。
在台北他住了一年半光景，來過幾封信要我去。
他在那邊生活安定，功課不多。
但是他不習慣那種沉悶的空氣。
新的朋友不多；他關心上海的鬥争，又不能回去參加；一肚皮的憤懑無處傾吐，經常借酒消愁。
台大中文系主任、友人許壽裳①在自己家中半夜被人殺害後，他精神上的苦悶更大，他去看了所謂兇手的“處決”回來，悲憤更深，經常同一位好友②一邊喝酒一邊議論，酒越喝越多，身體越來越差。
他病倒後還吵着要回上海，我去信勸他留在台灣治病，但是他說他“願意死在上海”。
靠了朋友們的幫忙，他終于回來了。
如他的女兒所說：“他帶着我和十歲的弟弟，躺在擔架上，讓人擡上了民生公司最後一班由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