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返滬的貨船。
當時的上海正是兵荒馬亂，我們隻能住在北京路‘大教聯’的一個聯絡站内。
”③
複旦大學的朋友們負責照料他。
孩子們同他住在一起。
我去看他，他躺在床上，一身浮腫，但仍然滿臉笑容。
他伸出大手來抓我的手，聲音不高地說：“我看到你了。
你不怪我吧，沒有聽你的話就回來了。
”我說了半句：“你回來就好了。
”我好不容易忍住了眼淚，沒有想到他會病成這樣。
火在逐漸熄滅，躺在我面前的不是一個“大孩子”，是一位和善的老人。
當時我的心情也很複雜，我看：這次的旅行不利于他的病，但是留在台北他就能安心治病嗎？
這以後我經常去看他，然而對他的醫療我卻毫無辦法，也不曾盡過力。
他一直躺着，我和蕭珊去看他，他還是有說有笑。
我暗中為他擔心，可是想不到他的結局來得這麼快。
關于他的最後，他女兒這樣地寫着：
父親得不到适當的醫治和護理，在上海解放前一個多月就恨恨地去世了。
彌留之際，因為夜裡戒嚴，連送醫院急救都做不到，昏暗的燈光下，隻有兩個孤兒束手無策地看着父親咽氣。
④
那天深夜我接到住在聯絡站裡的複旦友人的電話，告訴我“馬大哥去世了”。
我天亮後才趕到聯絡站。
孩子們小聲地哭着，死者靜靜地睡在床上，大家在等候殡儀館的車子，隻有寥寥幾個朋友向遺體告别。
但是在殡儀館開吊的時候，到靈前緻敬的人卻有不少，好客的死者不會感到寂寞。
他身邊毫無積蓄，從台北隻帶回幾箱圖書。
有人建議為子女募集教育費，已經草拟了啟事并印了出來，但不久戰争逼近上海，也就沒有人再提這件事情。
儀式完畢後遺體由回教協會安葬在回民公墓。
孩子們起初不同意，經過說服，一切都順利解決。
我也參加了公葬儀式，我後來也去過公墓。
公墓在徐家彙，地方不大。
兩個孩子健康地成長起來，圖書全部捐贈給了學校。
一九七二年他的兒子有事情到上海，再去掃父親的墓，可是找不到墓地在什麼地方。
關于馬宗融大哥我還可以講許多事情，但是對于讀者，我看也沒有多講的必要了。
我們有一個習慣：寫紀念文章總喜歡歌功頌德，仿佛人一死就成為聖人，私人的感情常常遮住作者的眼睛。
還有人把文章作為應酬的禮品，或者炫耀文學的技巧，信筆書寫，可以無中生有，逢兇化吉，誇死者，也誇自己。
因此許多理應“蓋棺論定”的人和事都不能“蓋棺論定”，社會上還流傳着種種的小道新聞。
然而關于馬宗融大哥，大概可以蓋棺論定了吧。
三十三年來在多次的運動中未見有人出來揭發他，也不曾為他開過一次批判會。
他雖然死亡，但死後并未成為聖人，也不見一篇歌頌他的文章。
人們似乎忘記了他。
但是我怎麼能忘記他呢？他是對我最好的一位朋友，他相信我，要是聽見人講我的壞話，他也會跟人打架。
我不想在這裡多談個人的感情。
我從來不把他當做聖人。
他活着時我常常批評他做得太少，不曾把自己的才智貢獻出來。
他隻留下一本薄薄的散文集《拾荒》，和用文言寫的《法國革命史》（也是薄薄的一本）；還有兩本翻譯小說：屠格涅夫的《春潮》和米爾博的《倉庫裡的男子》，字數都不多。
我知道他的缺點很多，但是他有一個長處，這長處可以掩蓋一切的缺點。
他說過：為了維護真理顧不得個人的安危，他自己是這樣做到了的。
我看見中國知識分子的正氣在他的身上閃閃發光，可是我不曾學到他的長處，也沒有認真地學過。
過去有個時期我習慣把長官的話當做真理，又有一個時期我誠心奉行“明哲保身”的古訓，今天回想起來，真是愧對亡友。
這才是我的欠債中最大的一筆。
現在是還債的時候了。
我怎麼還得清呢？他真應當替我擔心啊。
我明白了。
那一團火并沒有熄滅，火還在燃燒，而且要永遠燃燒。
一月二十九日寫完
本篇最初連續發表于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一至十三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
①許壽裳（1882--1948）：魯迅先生的好友。
②一位好友：指喬大壯教授。
③④見馬小彌著《難以忘卻的記憶》（載一九八一年二月十日香港》新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