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
我出席了亞非作家緊急會議，送走外賓後，參加作家協會的學習會，幾張大字報就定了我的罪，沒有什麼根據就抄了我的家。
随便什麼人都可以到我家裡來對我訓話。
可笑的是我竟相信自己犯了滔天大罪，而且恭恭順順地當衆自報罪行；可笑的是我也認為人權是資産階級的東西，我們“牛鬼蛇神”沒有資格享受它。
但當時度日如年，哪有笑的心思？在那段時間裡，我常常失眠，做怪夢，遊地獄；在“牛棚”裡走路不敢擡頭，整天忍氣吞聲，痛罵自己。
十年中間情況有一些變化，我的生活狀況也有變化。
一反一複，時松時緊。
但學習、批判會卻是不會少的。
還有所謂“遊鬥”，好些人享受過這種特殊待遇，我也是其中之一。
當時隻要得到我們單位的同意，别的單位都可以把我帶去開會批鬥。
我起初很害怕給揪到新的單位去、頸項下面挂着牌子接受批判，我不願意在生人面前出洋相。
但是開了一次會，我聽見的全是空話和假話，我的膽子自然而然地大了起來，我明白連講話的人也不相信他們自己的話，何況聽衆？以後我也就不害怕了。
用開會的形式推廣空話、假話，不可能把什麼人搞臭，隻是擴大空話、假話的市場，鼓勵人們互相欺騙。
好像有個西方的什麼宣傳家說過：假話講了多少次就成了真話。
根據我國古代的傳說，“曾參殺人”，聽見第三個人來報信，連他母親也相信了謠言。
有人随意編造謊言，流傳出去，後來傳到自己耳邊，他居然信以為真。
我不想多提十年的浩劫，但是在那段黑暗的時期中我們染上了不少的壞習慣，“不講真話”就是其中之一。
在當時誰敢說這是“壞習慣”？！人們理直氣壯地打着“維護真理”的招牌販賣謊言。
我經常有這樣的感覺：在街上，在單位裡，在會場内，人們全戴着假面具，我也一樣。
到“四人幫”下台以後，我實在憋不住了，在《随想》中我大喊：
“人隻有講真話，才能夠認真地活下去。
”
我喊過了，我寫過了兩篇論“說真話”的文章。
朋友們都鼓勵我“說真話”。
隻有在這之後我才看出來：說真話并不容易，不說假話更加困難。
我常常為此感到苦惱。
有位朋友是有名的雜文家，他來信說：
對于自己過去信以為真的假話，我是不願認賬的，我勸你也不必為此折磨自己。
至于有些違心之論，自己寫時也很難過……我在回想，隻怪我自己當時沒有勇氣，應當自劾。
……今後誰能保證自己不再寫這類文章呢？……我卻不敢開支票。
我沒有得到同意就引用他信裡的話，應當請求原諒。
但是我要說像他那樣坦率地解剖自己，很值得我學習。
我也一樣，“當時沒有勇氣”，是不是今後就會有勇氣呢？他坦白地說：“不敢開支票。
”難道我就開得出支票嗎？難道說了這樣的老實話，就可以不折磨自己嗎？我辦不到，我想他也辦不到。
任何事情都有始有終。
混也好，拖也好，挨也好，總有結束的時候；說空話也好，說假話也好，也總有收場的一天。
那麼就由自己做起吧。
折磨就是折磨嘛，對自己要求嚴格點，總不會有害處。
我想起了吳天湘的一幅手迹。
吳天湘是谌容小說中某個外國文學研究室的主任、一個改正的右派，他是惟一的在會上講真話的人。
他在發言的前夕，在一張宣紙上為自己寫下兩句座右銘：
願聽逆耳之言，
不作違心之論。
這是極普通的老話。
拿它們作為我們奮鬥的目标，會不會要求過高呢？我相信那位寫雜文的老友會回答我：“不高，不高。
”
《真真假假》是《人到中年》作者的另一部好作品。
她有說真話的勇氣。
在小說中我看到好些熟人，也看到了我自己。
讀完小說，我不能不掩卷深思。
但是我思考的不是作品，不是文學，而是生活。
我在想我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我想來想去，總離不開上面那兩句座右銘。
難道我就開得出支票？我真想和雜文家打一次賭。
三月十二日
本篇最初連續發表于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至二十二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
①見《收獲》雙月刊一九八二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