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候，兩個參加我的專案組的複旦大學學生把我從江灣（當時我給揪到複旦大學去了）押赴鬥場，進場前其中一個再三警告我：不準在台上替自己辯護，而且對強加給我的任何罪名都必須承認。
我本來就很緊張，現在又背上這樣一個包袱，隻想做出好的表現，又怕承認了罪名将來洗刷不清。
埋着頭給拖進鬥場，我頭昏眼花，思想混亂，一片“打倒巴金”的喊聲叫人膽戰心驚。
我站在那裡，心想這兩三個小時的确很難過去，但我下定決心要重新做人，按照批判我的論點改造自己。
兩次雜技場的大會在我的心上打下了深的烙印。
電視大會召開時，為了造輿論、造聲勢，從作家協會上海分會到雜技場，沿途貼了不少很大的大字标語，我看見那麼多的“打倒”字樣，我的心涼了。
要不是為了蕭珊，為了孩子們，這一次我恐怕不容易支持下去。
在那兩次會上我都是一直站着受批，我還記得電視大會上批判結束，主持人命令把我押下去時，我一下子提不起腳來，造反派卻罵我“裝假”。
以後參加批鬥會，隻要台上有闆凳，我就争取坐下，我已經漸漸地習慣了，也取得一點經驗了。
我開始明白我所期待的那種“改造”是并不存在的。
朋友的一番話鼓舞我做了一次長途旅行，我從一個批鬥會走到另一個，走完了數不清的不同的會場，我沒有看見一張相熟的面孔。
不是說沒有一位熟人登台發言，我想說那些發言并未給我帶來損害，我當時就不曾把它們放在心上，事後也就忘記得一幹二淨。
回顧過去，我覺得自己這樣做也合情合理。
我的肚皮究竟有多大？哪裡容得下許許多多芝麻大的個人恩怨！在那個時期我不曾登台批判别人，隻是因為我沒有得到機會，倘使我能夠上台亮相，我會看做莫大的幸運。
我常常這樣想，也常常這樣說，萬一在“早請示、晚彙報”搞得最起勁的時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麼我也會做出不少的蠢事，甚至不少的壞事。
當時大家都以“緊跟”為榮，我因為沒有“效忠”的資格，參加運動不久就被勒令靠邊站，才容易保持了個人的清白。
使我感到可怕的是那個時候自己的精神狀态和思想情況，沒有掉進深淵，确實是萬幸，清夜扪心自問，還有點毛骨悚然。
解剖自己的習慣是我多次接受批鬥的收獲。
了解了自己就容易了解别人。
要求别人不應當比要求自己更嚴。
聽着打着紅旗傳下來的“一句頂一萬句”的“最高指示”，誰能保持清醒的頭腦？誰又能經得起考驗？做一位事後諸葛亮已經遲了。
但幸運的是我找回了失去多年的“獨立思考”。
有了它我不會再走過去走的老路，也不會再忍受那些年忍受過的一切。
十年的噩夢醒了，它帶走了說不盡、數不清的個人恩怨，它告訴我們過去的事決不能再來。
“該忘記的就忘掉吧，不要拿那些小事折磨自己了，我們的未來還是在自己的手裡。
”我緊握着客人的手，把他送到門外。
四月二十四日病中在杭州
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八二年五月五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