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第七十一則發表好久了，後來北京的報紙又刊載了一次。
幾天前一位朋友來看我，坐下來閑談了一會，他忽然提起我那篇短文，說他那次批鬥我是出于不得已，發言稿是三個人在一起讨論寫成的，另外二人不肯講，逼着他上台；又說他當時看見我流淚也很難過。
這位朋友是書生氣很重的老實人，我在幹校勞動的時候，經常聽見造反派在背後議論他，摹仿他帶外國語法的講話。
他在大學裡是一位詩人，到歐洲念書後回來，寫一些評論文章。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地位很尴尬，我有時看見他“靠邊”，有時他又得到“解放”或者“半解放”，有時我又聽說他要給“結合進領導班子”。
總之變動很快，叫人搞不清楚。
現在事情早已過去，他變得不多，在我眼前他還是那個帶書生氣的老好人。
他的這些話是我完全不曾料到的。
我記起來了：我曾在一則《随想》裡提過一九六七年十月在上海雜技場裡召開的批鬥大會，但也隻有短短的一句話，并沒有描述大會的經過情形，更不曾講出誰登台發言，誰帶頭高呼口号。
而且不但在過去，就是現在坐在朋友的對面，我也想不起他批判我的事情，一點印象也沒有。
我就老實地告訴他：用不着為這種事抱歉。
我還說，我當時雖然非常狼狽，講話吞吞吐吐，但是我并沒有流過眼淚。
他比我年輕，記憶力也比我好，很可能他不相信我的說法，因此他繼續解釋了一番。
我理解他的心情。
為了使他安心，我講了不少的話，盡可能多多回憶當時的情況，我到雜技場參加批鬥會的次數不少，其中兩次是以我為主的，一次是第一次全市性的批鬥大會，另一次是電視大會，各個有關單位同時收看，一些靠邊的對象給罰站在每台電視機的兩旁。
那位朋友究竟在哪一次會上發言，我至今說不出來，這說明我當時就不曾把他的話記在心上。
我是一個“身經百鬥”的“牛鬼”，誰都有權揪住我批鬥，我也無法将每次會、每個人的“訓話”一一記牢。
但是那兩次大會我還不曾輕易忘記，因為對我來說它們都是頭一次，我毫無經驗，十分緊張。
雜技場的舞台是圓形的，人站在那裡挨鬥，好像四面八方高舉的拳頭都對着你，你找不到一個藏身的地方，相當可怕。
每次我給揪出場之前，主持人宣布大會開始，場内奏起了《東方紅》樂曲。
這樂曲是我聽慣了的，而且是我喜歡的。
可是在那些時候我聽見它就渾身戰栗，樂曲奏完，我總是讓幾名大漢拖進會場，一連幾年都是如此。
初次挨鬥我既緊張又很小心，帶着圓珠筆和筆記本上台，雖然低頭彎腰，但是不曾忘記記下每人發言的要點，準備“接受批判改正錯誤”。
那次大會的一位主持人看見我有時停筆不寫，他就訓話：“你為什麼不記下去？！”于是我又拿筆續記。
我這樣摘錄批判發言不止一次，可是不到一年，造反派搜查牛棚，沒收了這些筆記本，還根據它們在某一次會上批鬥我準備“反攻倒算”，那時我已經被提升為“無産階級專政的死敵”了。
我第一次接受全市“革命群衆”批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