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也過去了，因為我掏出了自己的心，卸下了精神上的負擔。
我唠叨地講自己的“危機”，隻是說明作家的“思想複雜”。
作家的腦子并不像機器那樣，一開就動，一關就停，一切聽你指揮。
細心的讀者也可以看出《三訪巴黎》和《知識分子》兩篇并不是一口氣寫成的。
兩篇“随想”都是在去年年底和今年一月動筆，我寫了不到三分之一就因别的事情幹擾把它們擱在一邊，差一點連原稿也不知去向，幸而後來我想起了它們，過了幾個月找出原稿續寫下去，總算按計劃寫成了。
那麼“幹擾”從哪裡來？
可以說“幹擾”來自四面八方。
這些年我常有這樣一種感覺：我像是一個舊社會裡的吹鼓手，有什麼紅白喜事，都要拉我去吹吹打打。
我不能按照自己的計劃寫作，我不能安安靜靜地看書，我得為各種人的各種計劃服務，我得會見各種人，回答各種問題。
我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卻不得不做自己不願意做的事。
我說不要當“社會名流”，我隻想做一個普通作家。
可是别人總不肯放過我：逼我題字，雖然我不擅長書法；要我發表意見，即使我對某事毫無研究，一竅不通。
經過了十年的“外調”，今天還有人出題目找我寫自己的經曆，談自己的過去，還有人想從我的身上搶救材料。
在探索、追求、寫作了五十幾年之後，我仿佛還是一個不能自負文責的小學生。
……
我的工作室在二樓，有時我剛剛在書桌前坐下，攤開稿紙，就聽見門鈴在響，接着給人叫了下去。
幾次受到幹擾，未完的手稿也不知被我放到哪裡去了，有的就石沉大海，隻有這兩篇不曾消失在遺忘裡，終于給找出來加上新的内容同讀者見面了。
在我的長時期的寫作生活中被“幹擾”扼殺的作品太多了！所以聽見門鈴聲，我常常膽戰心驚，仿佛看見過去被浪費掉的時間在眼前飛奔而去。
我隻能責備自己。
一個作家有權利為他自己的寫作計劃奮鬥，因此也有權同“幹擾”作鬥争。
最近人們忽然對已故法國作家薩特感到了興趣，我聽見有人私下談論他。
一九五五年十月他同德·波伏瓦訪問上海，我在家裡接待過他們。
但是我當時很謹慎，很拘束，講話吞吞吐吐，記得隻談了些像用第一人稱寫小說一類的問題。
一九七九年我訪問法國，他雙目失明在家養病，曾托法中友協設法聯系，打算登門拜訪，卻沒有得到機會。
一九八一年我再去巴黎，他已經逝世，聽說有幾萬人參加他的葬禮。
關于他的著作，我隻讀過兩部多幕劇，也談不出什麼。
但是他有一件事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不贊成“把作家分為等級”。
他說過類似這樣的話：“我們把文學變成了一種分為等級的東西，而你在這種文學中屬于這樣的級别。
我否認這樣做的可能性。
”他的話的确值得我們深思。
在重視等級的社會裡，人們喜歡到處劃分級别。
有級别，就有“幹擾”。
級别越高，待遇越好，“幹擾”也越多。
于是“幹擾”也成了一種榮譽，人們為争取“幹擾”而奮鬥。
看來薩特一口否認的“可能性”是畢竟存在的了。
不是嗎？
那麼要發展我們的文學事業，怎麼辦？擴大級别嗎？增加等級嗎？不，恰恰相反，我看最好的辦法隻能是讓作家們受到最少的“幹擾”。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四日
本篇最初連續發表于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二、二十三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
發表題為《最少的幹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