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錄》第三集《真話集》已經編成，共收“随想”三十篇。
我本來預定每年編印一集，字數不過八九萬，似乎并不費力。
可是一九八一年我隻發表了十二則“随想”，到今年六月才完成第九十則，放下筆已經筋疲力盡了。
可以說今年發表的那些“随想”都是在病中寫成的，都是我一筆一畫地慢慢寫出來的。
半年來我寫字越來越困難，有人勸我索性擱筆休息，我又怕久不拿筆就再也不會寫字，所以堅持着每天寫兩三百字，雖然十分吃力，但要是能把心裡的火吐出來，哪怕隻是一些火星，我也會感到一陣輕松，這就是所謂“一吐為快”吧。
然而事情并不像我所想的那樣簡單。
意外的“幹擾”來了。
在我的右背上忽然發現了囊腫，而且因感染發炎化膿，拖了一個月，終于動了小手術。
把膿擠幹淨，一切似乎都很順利。
可是晚上睡在床上，我不知道該怎樣躺才好，向左面翻身不行，朝右邊翻身也不好。
我的床上還鋪着軟墊，在它上面要翻個身不碰到傷口，實在不容易（對老人來說）。
我剛剛翻過身躺下，以為照這個姿勢可以安靜地睡一陣子，沒有想到一分鐘才過去，我就覺得仿佛躺在針氈上面，又得朝原來方向翻回去。
這樣翻來翻去，關燈開燈，我疲勞不堪，有時索性下床，站在床前，心裡越來越煩躁，一直無法安靜下來。
我想用全力保持心境的平靜，但沒有辦法。
工作、計劃、人民、國家……都不能幫助我鎮壓心的煩躁和思想混亂。
我這時才明白自己實在缺乏修養，而且自己平日追求的目标——言行一緻現在也很難達到。
在這短短的三四個鐘頭裡，什麼理想、什麼志願全消失了。
我隻有煩躁，隻有恐懼。
我忽然懷疑自己會不會發狂。
我在掙紮，我不甘心跳進深淵去。
那幾個小時過去了，我很痛苦，也很疲勞，終于閉上眼睛昏睡了。
一連三夜都是這樣，睡前服了兩片“安定”也不起作用。
早晨坐在椅子上打瞌睡。
午睡時躺下幾分鐘就忍受不了，我隻好起來在院子裡散步消磨時間。
我不願意把這情況告訴我的妹妹和子女們，害怕他們替我擔心。
我一個人順着自己的思路回憶那些不眠的長夜，我知道它們來自我十年中所受的人身侮辱和精神折磨，是文化大革命給我留下的後遺症。
事情并沒有結束，我還在忍受痛苦的磨煉，我還在進行生死的鬥争。
經過了痛苦難熬的三夜，我幾乎感到支持不下去的時候，也許是我的心逐漸恢複了平靜，也許是我的腦子因疲勞而變遲鈍，我又能沉睡了。
即使有時還做噩夢，可是我不再心煩。
“危機”似乎過去了，我松了一口氣，我得救了。
大約過了兩個星期又出現了無端的煩躁，不過隻有兩夜，而且每夜不到兩小時。
以後就沒有再發生類似的情況。
現在傷口也已經愈合。
醫生說等到秋涼再去醫院動手術把囊腫取出，不會有麻煩。
我也就忘記了那些難熬的不眠的夜。
人原來就是這樣健忘的。
在編輯《真話集》的時候，我重讀了一年半中間寫的三十則“随想”，忘記了的事情又給想起來了，因為從《人言可畏》起最後四篇短文都是在“危機”中間和“危機”前後寫成的。
它們使我記起當時的掙紮。
特别是《人言可畏》，字數少，卻在我的腦子裡存放了好幾個月，“危機”到來，自己在作拼死的鬥争時，首先想起這筆心靈上的欠債。
開始寫它，我好像在寫最後一篇文章，不僅償還我對幾位作家的欠債，也在償還我對後代讀者的欠債。
講出了真話，發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