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權利和自由。
大家都在勤奮地寫作。
幾年來出現了相當多的文藝刊物，相當多的新作家，不用說，還有讀不完的各種各樣的新作品。
作品很多，當然有好有壞，但好的并不少，我隻讀過其中的一小部分，卻保留着很深的印象：這裡有生活，有革命，也有文學；而且還有作家們的辛勤勞動和獨立思考。
作家們各有各的風格，各人反映自己熟悉的生活，寫自己了解的人物，生活多種多樣，人物也有不同的光彩。
在這些作品中我看到我日常接觸的平凡人物，我發現我的同胞們的優美心靈。
我很高興，我看到了百花初放的景象。
這不過是一個開始，我把希望寄托于未來，我說‘前程似錦’（‘未來将是美好的’），我是有理由的。
那許多經過十年‘文革’的磨煉，能夠用獨立思考、願意忠實地反映生活的作家，一定會寫出更多、更好、更深刻的作品。
當然也會有不少的阻力。
但是大多數作家寫作，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是想改善周圍的生活，使生活變得美好，使自己變得對社會、對人民更有用。
現實生活培養了作家，它像一根鞭子逼着作家寫作、前進。
認真的作家是阻力所難不倒的。
“用不着擔心形式的問題。
我個人始終認為形式是次要的，它是為内容服務的。
在寫作的道路上中國作家從未停止探索，總想找到一種能夠更準确地表達自己思想、使它打動人心的形式，就像戰士們總想找到一件得心應手的武器。
讓他們自己挑選吧。
讀者們的銳利的眼光正在注視他們。
“至于西方化的問題，我不大明白您指的是哪一方面。
我們在談論文學作品，在這方面我還看不出什麼‘西方化’的危機。
拿我本人為例，在中國作家中我受西方作品的影響比較深，我是照西方小說的形式寫我的處女作的，以後也就順着這條道路走去。
但我筆下的絕大多數人物始終是中國人，他們的思想感情也是中國人的思想感情。
我多次翻看自己的舊作，我并不覺得我用的那種形式跟我所寫的内容不協調，不适應。
我的作品來自中國社會生活，為中國讀者所接受，它們是中國的東西，也是我自己的東西。
我沒有采用我們祖先用慣了的舊形式。
我正是為了反對舊社會制度，有志改善舊生活、改變舊形式，才拿筆寫作的。
今天可能有一些作家在探索使用新的形式或新的表現手法，他們有創新的權利。
他們或成功或失敗，讀者是最好的評論員。
作家因為創新而遭受長期迫害的日子已經一去不複返了。
一部作品發表以後就成為社會的東西，好的流傳後世，不好的自行消亡。
不論來自東方或者西方，它屬于人類，任何人都有權受它的影響，從它得到益處。
現在不再是‘四人幫’閉關自守、與世隔絕的時代了。
交通發達，距離縮短，東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頻繁，互相影響，互相受益。
總會有一些改變。
即使來一個文化大競賽，也不必害怕‘你化我、我化你’的危險，因此我不在信裡談克服所謂‘西方化傾向’的問題了。
”
十月二十六日
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三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