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瑞士作家馬德蘭·桑契女士最近訪問上海，留下一封信，要我回答她的問題。
她這樣寫道：
我一九七五年來過中國。
當時我要求會見作家、訪問出版社，不成。
我要求給我文學作品閱讀，我卻為人們所提供的作品形式的貧乏而感到吃驚……其中叙述了革命，但并沒有文學，或者至少沒有我們西方人所謂的“文學”。
現在，在這方面是不是有了一些根本的變化？形式在中國是不是也變得重要起來了？您是怎樣看待這個變化的？您說過：“要相信未來。
未來将是美好的。
”您怎樣看這未來呢？中國目前出現的西方化的傾向太顯著，我們已經看到了它的一些苗頭，您以為它是不是可以克服的呢？
二
一九五六年鳴放期間我寫過文章，勸人運用獨立思考。
不久反右運動開始，我又否定了自己。
後來吹起了一陣暖風，我的思想稍微活動起來，于是“文革”發生，我被打翻在地，還有一隻腳踏在我的身上，叫人動彈不得。
“四人幫”垮台以後，我又站了起來，而且能順着自己的思路想問題了。
對每件事我都有個人的看法，對有的問題我考慮得多一些，有的考慮得少一些，不過總是在用自己的思想考慮。
我常常想，最好等考慮成熟了再開口講話，但實際上我常常被逼着發表不成熟的意見。
我想既然給逼上梁山，那就說吧，橫豎是說自己的話，說錯了就認錯，受到責難，也不算“冤枉”。
桑契女士的信在我的書桌上亂紙堆中睡了十多天，終于給找了出來。
無法避開她的問題，我寫了下面的回信。
三
“我生病，行動不便，沒有能接待您，請原諒。
您要我‘用書面回答’您的問題，我寫字困難，隻能簡單地寫一點；而且，當然，隻講我個人的看法。
作為一個中國作家講話時，我也并不代表别人。
“一九七五年在‘四人幫’專政下，我還是一個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分子’，一個‘新社會’的‘賤民’，我早已被趕出了文藝界，您當然不會見到我。
您也不會見到别的寫過文學作品的作家，因為他們全給趕到‘五·七’幹校或者别的地方勞動去了。
‘四人幫’用極左的‘革命’理論、群衆鬥争和殘酷刑罰推行了種種歪理：知識罪惡，文化反動，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加速建設‘共産主義社會’。
他們害怕反映真實生活的文藝，他們迫害講真話的作家。
他們開辦‘工廠’，用自己發明的‘三突出’、‘三結合’等等‘機器’制造大批‘文藝作品’，他們得意地吹噓‘你出思想，他出生活，我出技巧’三結合的方法如何巧妙，可是他們制造的‘作品’都是他們用來進行政治陰謀的工具。
在那一段時期出現的‘作品’裡，既沒有生活，也沒有革命，更沒有文學。
有的隻是謊言。
不到十年，它們全給扔進了垃圾箱。
“現在的确有了像您所說的那種根本的變化。
‘四人幫’垮台了，他們的‘陰謀文藝’破産了。
作家們又站了起來，再一次拿起了筆，我便是其中的一個。
在五十年代被錯劃為‘右派’的作家們也給恢複了名譽，重新得到執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