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收拾碗筷準備回家去（這一夜由我的兄弟“代班”），曹禺夫婦來了。
他們說過要陪我度過除夕，還約了羅荪夫婦。
孩子們走了，他們一直坐到八點，他們住在靜安賓館，來往方便。
我這種冷清清的病人生活打動了他們的心，曹禺又是一向關心我的老友，這次來上海，幾乎每天都要來探病，他比較喜歡熱鬧，因此不忍把孤寂留給我。
我和我兄弟費了不少唇舌才說服他們夫婦穿上大衣離開病房。
我兄弟照顧我睡下不久，羅荪夫婦來了，他們事情多，來遲了些，說是要同我一起“守歲”，但是曹禺已去，我又睡下，進入半睡眠的狀态，他們同我兄弟談了一會，也就掃興地告辭走了。
我想，現在可以酣暢地睡一大覺了。
誰知道一晚上我就沒有閉過眼睛。
友情一直在攪動我的心。
過去我說過靠友情生活。
我最高興同熟人長談，沏一壺茶或者開一瓶啤酒，可以談個通宵。
可是在病房裡接待探病的朋友，多講幾句，多坐一會，就感到坐立不安、精疲力竭。
“難道你變了？”我答不出來，滿身都是汗。
“把從前的我找回來。
”我忽然講出了這樣一句話。
不僅是在除夕，在整個病中我想得最多的也就是這一句。
但是連我也明白從前的我是再也找不回來的了。
我的精力已經耗盡了。
十年“文革”決不是一場噩夢，我的身上還留着它的惡果。
今天它還在蠶蝕我的血肉。
我無時無刻不在跟它戰鬥，為了自己的生存，而且為了下一代的生存。
我痛苦地發現，在我兒女、在我侄女的身上還保留着從農村帶回來的難治好的“硬傷”。
我又想起了自己的夢話。
即使我的結局已經到來，這也不是“一個悲劇”。
即使忘掉了過去的朋友，我想我也會得到原諒，隻要我沒有浪費自己最後的一點精力。
我的病房朝南，有一個陽台，陽台下面便是花園。
草地邊有一個水池。
這次我住在三樓。
八○年七月我在二樓住過，經常倚着欄杆，眺望園景，早晨總看見一個熟人在池邊徘徊，那就是趙丹，他當時還不知道自己已身患癌症，我也不知道三個月後就要跟這個生龍活虎般的人永别。
三年過去了。
這次住院，我行動不便，但偶然也在欄前站立一會。
我又看見水池，池邊也有人來往，也有人小坐。
看見穿白衣的病人，我仿佛又見到了趙丹，可是我到哪裡去找他那響亮的聲音呢？！
我在欄前看見過黃佐臨同志在草地上散步，他早已出院了。
這位有名的戲劇導演住在我隔壁的病房裡，春節大清早，他進來給我“拜節”。
同來的還有影片《家》的編導陳西禾同志。
西禾坐在輪椅上讓人推着進房。
他是二樓的老病人，身體差，談得不多，但熟人見面，有說有笑。
幾個月過去了，出院前我到二樓去看過西禾兩次：第一次他在睡覺；第二次他坐在床上，他的夫人在照料他，他十分痛苦地連連說：“非人生活。
”我說不出一句安慰的話。
我想起四十年代我們在霞飛坊相聚的日子，想起他的劇本《沉淵》的演出，我永遠忘不了他在李健吾的名劇《這不過是春天》中有聲有色的表演。
我忍住淚默默地逃走了。
多少話都吞在肚裡，我多麼希望他活下去。
沒有想到我出院不到五十天就接到他的訃告。
什麼話都成了多餘，他再也聽不見了。
七月五日
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八三年七月十四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