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病房裡我最怕夜晚，我一怕噩夢，二怕失眠。
入院初期我多做怪夢，把“牽引架”當做邪惡的化身，叫醒陪夜的兒子、女婿或者親戚，要他們毀掉它或者把它搬開，我自己沒有力量“拿着長矛”跟“牽引架”決鬥，隻好求助于他們。
怪夢起不了作用，我規規矩矩地在牽引架上給拴了整整兩個月。
這以後牽引架給撤銷了。
夢也少了些，思想倒多起來了。
我這人也有點古怪，左腿給拴在架上時，雖然連做夢也要跟牽引架鬥，可是我卻把希望和信心放在這個“最保守、最保險”的治療方法上，我很樂觀。
等到架子自動地搬走，孩子買了蛋糕來為我慶祝之後，希望逐漸變成了疑惑，我開始了胡思亂想，越想越複雜，越想越亂，對所謂“最保險”也有了自己的解釋：隻要摔斷的骨頭長好，能夠活下去，讓八十歲的人平安地度過晚年，即使是躺在床上，即使是坐輪椅活動，已經是很“美好”的事情，很“幸福”的晚年。
這個解釋使我痛苦，我跟自己暗暗辯論，我反駁自己，最後我感到了疲倦，就望着天花闆出神。
我的病房裡有一盞台燈整夜開着放在地闆上。
兩個月“牽引”的結果使我的腦袋幾乎不能轉動，躺在床上習慣于仰望一個固定的地方。
我躺在床上望着天明。
六點以後醫院開始活動起來。
值夜班的孩子照料我吃了早飯，服了藥。
我不由己地閉上了眼睛，動了一整夜的腦筋，我的精力已經耗盡了；而且夜消失了，我也安心了。
打着呼噜睡了一陣之後，再睜開眼，接班的人來了。
我可以知道一些家裡的事，可以向他問話，要他讀信給我聽。
下午接班的是我女兒和侄女。
她們兩個在兩點鐘護士量過體溫後給我揩身，扶我下床，替我寫信，陪我見客，在我講話吃力的時候代我答話，送走索稿和要求題詞、題字的人。
她們照料我吃過晚飯，扶我上床，等值夜班的人到來才離開病房。
不知怎樣，看見她們離開，我總感到依依不舍。
大概是因為我害怕的黑夜又到來了。
這就是“牽引”撤銷後我在病房裡一天的生活。
當然，護士每天來鋪床送藥；醫生來查病房，鼓勵我自己鍛煉，因為我年近八十，對我要求不嚴格，我又有惰性，就采取自由化态度，效果并不好。
醫生忙，看見我不需要什麼，在病房裡耽擱的時間越來越短，也不常來查病房，因此我兒子斷定我可以出院了。
在這段時期，我已經部分地解決了失眠的問題。
每晚我服兩片“安定”，可以酣睡三四小時，兒子的想法又幫助我放寬了心：既然可以出院，病就不要緊了。
情緒又逐漸好起來。
不過偶爾也會産生一點疑惑：這樣出院，怎樣生活、怎樣活動呢？但是朋友們不斷地安慰我，醫生也不斷地安慰我：“你的進步是已經很快的了。
”大家都這樣說，我也開始這樣相信。
就這樣病房裡的日子更加好過了。
隻有一件事使我苦惱：不論是躺在床上或者坐在藤椅上，我都無法看書，看不進去，連報紙上的字也看不清楚，眼前經常有一盞天花闆上的大電燈。
我甚至把這個習慣帶回家中。
因為我“不能”看報、看信，所以發生了以下的事情。
我去年十一月七日住進醫院時，隻知道朋友李健吾高高興興地遊過四川，又兩去西安，身心都不錯，說是“練了氣功”，得益非小。
我也相信這類傳說。
萬想不到半個月後，就在這個月二十四日他離開了人世。
噩耗沒有能傳到病房，孩子們封鎖了消息，他們以為我受不住這樣的打擊。
我一無所知，幾個月中間，我從未把健吾同“死”字連在一起。
有一本新作出版，我還躺在病床上寫上他的名字，叫人寄往北京。
後來有一次柯靈來探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