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談起健吾，問我是否知道健吾的事。
我說知道，他去四川跑過不少地方。
柯靈又說：“他這樣去得還是幸福。
”我說：“他得力于氣功。
”柯靈感到奇怪，還要談下去，我女兒打斷了他的話，偷偷告訴他，我根本不知道健吾的死訊。
我一直以為他活得健康，又過若幹時候，一個朋友從北京回來忽然講起健吾的沒有痛苦的死亡，我才恍然大悟。
我責備我女兒，但也理解她的心情，講起來，他們那輩人、連長他們一輩的我的兄弟都擔心我受不了這個打擊，相信“封鎖消息”，不說不聽，就可以使我得到保護。
這種想法未免有點自私。
再過一些日子，健吾的大女兒維音來上海出差，到醫院看我。
幾年前我還是“不戴帽子的反革命”的時候，她也曾到上海出差，夜晚第一次到我家，給我帶來人民币五百元，那是汝龍送的款子。
汝龍後來在信上說是健吾的主意。
不多久健吾的二女兒也出差來上海，帶給我健吾的三百元贈款。
在我困難的時候，朋友們默默地送來幫助。
在病房中重見維音，我帶眼淚結結巴巴地講她父親“雪中送炭”的友情，十分激動。
曹禺也在病房，他不了解我的心情，卻擔心我的健康，我的女婿也是這樣。
聽維音談她父親的最後情況，我才知道他在沙發上休息時永閉眼睛，似乎并無痛苦，其實他在去世前一兩天已經感到不舒服。
維音曾“開後門”陪着父親到兩家醫院，請專科醫生檢查。
他們都輕易斷定心髒沒有問題。
病人也無話可說，回到家裡一天以後就跟親人永别。
維音講起來很痛苦，我聽起來很痛苦，但是我多麼需要知道這一切啊！曹禺怕我動了感情，會發生意外；值夜班的女婿擔心我支持不下去，他聽說維音還要去看健吾的另一個老友陳西禾（住在二樓内科病房），便借口探病的時間快結束，催她趕快下樓。
維音沒有能把話講完就匆匆地走了，曹禺也放心地離開我。
我一晚上想的都是健吾的事情。
首先我對維音感到抱歉，沒有讓她講完她心裡的話。
關于健吾，我想到的事太多了，他是對我毫無私心，真正把我當做忠實朋友看待的。
現在我仰卧在床上，寫字吃力，看報困難，關于他，我能夠寫些什麼呢？他五十幾年的工作積累、文學成就，人所共睹。
我最後一次見他是在他的家裡，他要我給他的《劇作選》題封面，我說我的字寫得壞，不同意。
他一定要我寫，我堅決不肯，他說：“你當初為什麼要把它們介紹給讀者呢？”我們兩人都不再講話。
最後還是我讓了步，答應了他，他才高興。
現在回想起來，我多麼後悔，為什麼為這點小事同他争論呢？
我想起了汝龍的一封信，這是我在病中讀過幾遍的少數幾封信中的一封。
信裡有這樣一段令人難忘的話：
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我們左鄰右舍天天抄家，打人，空氣十分緊張，不料有一天他來了。
那時我……一家人擠在兩間小屋裡，很狼狽。
……他從提包裡拿出一個小包，說，“這是二百元，你留着過日子吧。
”……我自以為有罪，該吃苦，就沒要。
他默默地走了。
那時候我的親友都斷了來往，他的處境也危在旦夕，他竟不怕風險，特意來拉我一把。
汝龍接着感歎地說：“黃金般的心啊！”“人能做到這一步不是容易的啊！”
在病房裡想有關健吾的往事，想了幾天，始終忘不了汝龍的這兩句話。
對健吾，它們應該是最适當的悼詞了。
黃金般的心是不會從人間消失的。
在病房不眠的夜裡，我不斷地念着這個敬愛的名字：“健吾！”
七月十九日
本篇最初連續發表于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八、二十九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