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以為病中可以得到休息，其實不然。
我在病中想得太多，什麼問題都想到了，而且常常糾纏在一兩個問題上擺脫不開，似乎非弄到窮根究底不可。其實憑自己的胡思亂想，什麼也解決不了。例如生與死的問題，我就想得最多，我非常想知道留給我的還有多少時間，我應當怎樣安排它們。而仰卧在病床上動彈不得，眼看時光飛逝，我連一分一秒都抓不住。我越想越着急。于是索性把心一橫，想道：隻要心不死，我總會留下一些什麼。又想，隻要有信心，我還能活下去。
甚至在我給釘在“牽引架”上的初期，我也曾想起許多過去的事情。我忘記不了那些可怕的日子。就在同樣的地方，同樣的季節，發生過完全不同的事。那幾年中間我不敢到醫院看病，因為害怕兩件事情：一是在“醫療卡”上加批“反動權威”或“反共老手”；二是到醫院群衆專政登記處去登記，表示認罪。我們去看病，要向本機關監督組請假，他們就在“醫療卡”上随意批注。不用說，這種做法早已跟着“四人幫”一起消失了。這次在醫院中我從亡友西禾的口裡聽到“非人生活”四個字，他是在講自己病的痛苦。其實我在病床上回想“文革”時期的生活，我也幾次吐出“非人生活”這樣的句子，在那一段時期我們哪裡被當成人看待？！有多少人過着不是人的生活，有多少人發揮獸性對待同胞？！
我激動起來，滿頭冒汗，渾身發顫。那種“非人生活”是從哪裡來的？它會不會再來？我抓住這個問題，想窮根究底，一連想了好幾個晚上，結果招來了一次接一次的人與猛獸鬥争的噩夢。我沒有發高燒，卻說着胡話，甚至對眼前的人講夢中的景象（當時也懷疑自己是在做夢，卻又無法突破夢境），讓孩子們替我擔心。他們笑我，勸我，想說服我不要胡思亂想。他們說從來夢景荒唐，不值得花費腦筋。他們不會說服我，倒是我說服了自己，我想通了：十年“牛棚”正是對我的迷信的懲罰。
記得七十年代初我在奉賢“五·七幹校”的時候，有一個參加監督組的造反派（也做過我的專案組或“打巴組”的頭頭）發表過一篇《看牛小記》，很得意地嘲笑“牛們”的醜态。聽人講起文章的内容，我感到可悲，以人為獸不過是暴露自己的獸性，在我們文明古國的臉上塗抹污泥。
在病床上反複回想十年的“非人生活”，我不斷地責備自己：隻有盲目崇拜才可以把人變成“牛”，主要的責任還是在我自己。不用說，今天還有人想做“看牛人”，但是我決不再做“牛”了。“十年牛棚”的一筆賬讓下一代的曆史家去算吧。連關于歐洲中世紀黑暗時期也有那麼多的曆史記載，何況我們口号震天、标語遍地的十載“文革”！
我說過在病房裡兒女們封鎖消息，不讓我知道好友的噩耗。可是在醫院中人們常有機會接觸死亡。我入院後四十天光景，著名導演吳永剛也摔傷住院了。他住在我隔壁的房間，進院時就昏迷不醒，說是正在同别人讨論新的劇本，很興奮，向痰盂吐痰，忽然倒下去，說是腦溢血，又說腦部受傷。聽說家裡沒有人，隻有一個媳婦在照料他。這些話都是間接聽來的。我仰卧在病床上，連房裡的陳設也看不清楚，何況門外的鄰居！
我和吳永剛同志不熟。兩三年前有一次同朋友在上海電影制片廠看《巴山夜雨》，見到他，看完出來他陪我走了一段路，一面解釋他的導演構思。影片和他的話都使我感動，我從心底感謝他拍出這樣的電影，我也同情他近二十多年的遭遇，痛惜他那些年中白白浪費了的才華。後來《巴山夜雨》得獎，我為這位重見光明的老導演感到高興，我盼望他拍出更好的電影。他似乎也有信心。卻萬想不到他在進行創作構思的時候發了病，先給送進另一家醫院，第二天才轉到這個醫院來。從星期天到星期五淩晨，他一直昏迷不醒，護士們輪流值班守着他。我經常從兒女們的談話中知道一點他的情況。我女兒代我去看過他。聽說在病房外方桌上放着紙筆供探病者簽名，我讓女婿代我去寫上一個名字，對永剛同志表示最後的敬意。
十二月十八日淩晨我忽然聽到了哭聲，便對陪伴我的女婿說：“一定是永剛同志過去了。”這天上午死者的遺體由幾位電影界的負責人護送下樓。我讓病房門開着，仰卧在床上我看見一群人過去。然後走廊又空了。
這就是我在病中第一次接觸到的死亡。永剛同志去了，但是《巴山夜雨》中的幾個人物活在我的心裡，甚至在病床上他們還常在我的眼前出現。為了那些人我也要活下去。
八月三日
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一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