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些時候我接到《大公園》編者的信，說香港有一位讀者希望我談談我哥哥李堯林的事情。
在上海或者北京也有人向我表示過類似的願望，他們都是我哥哥的學生。
我哥哥去世三十七年了，可是今天他們談論他，還仿佛他活在他們的中間，那些簡單、樸素的語言給我喚起許多忘卻了的往事。
我的“記憶之箱”打開了，那麼一大堆東西給傾倒了出來，我縱然疲乏不堪，也得耐心地把它們放進箱内，才好關上箱子，然後加上“遺忘之鎖”。
一連兩夜我都夢見我的哥哥，還是在我們年輕的時候，醒過來我才想起我們已經分别三十七年。
我這個家裡不曾有過他的腳迹。
可是他那張清瘦的臉在我的眼前還是這麼親切，這麼善良，這麼鮮明。
我不知道自己還可以工作多少時候，但是我的漫長的生活道路總會有一個盡頭，我也該回過頭去看看背後自己的腳印了。
我終于扭轉我的開始僵化的頸項向後望去。
并不奇怪，我看到兩個人的腳印，在後面很遠、很遠的地方。
在我的童年，在我的少年，甚至青年時期的一部分，我和哥哥堯林總是在一起，我們冒着風雪在泥濘的路上并肩前進的情景還不曾在我眼前消失。
一直到一九二五年暑假，不論在家鄉，還是在上海、南京，我們都是同住在一間屋子裡。
他比我年長一歲有餘，性情開朗、樂觀。
有些事還是他帶頭先走，我跟上去。
例如去上海念書這個主意就是他想出來，也是他向大哥提出來的。
我當時還沒有這個打算。
離家後，一路上都是他照顧我，先在上海，後去南京，我同他在一起過了兩年多的時間，一直到他在浦口送我登上去北京的火車。
這以後我就開始了獨往獨來的生活，遇事不再征求别人的意見，一切由我自己決定。
朋友不多，他們對我了解不深，他們到我住的公寓來，大家談得熱烈，朋友去後我又感到寂寞。
我去北京隻是為了報考北京大學。
檢查體格時醫生搖搖頭，似乎說我的肺部不好。
這對我是一個意外的打擊，我并未接到不讓參加考試的通知，但是我不想進考場了。
堯林不在身邊，我就輕率地做了決定，除了情緒低落外，還有一個原因，我擔心不會被錄取。
從北京我又回到南京，堯林還在那裡，他報考蘇州東吳大學，已經錄取了。
他見到我很高興，并不責備，倒安慰我，還陪我去找一個同鄉的醫生。
醫生說我“有肺病”，不厲害。
他知道我要去上海，就介紹我去找那個在“法租界”開業的醫生（也是四川人，可能還是他的老師）。
我在南京住了兩天，還同堯林去遊了雞鳴寺、清涼山，就到上海去了。
他不久也去了蘇州。
他在蘇州念書。
我在上海養病、辦刊物、寫文章。
他有時也來信勸我好好養病、少活動、讀點書。
我并沒有重視他的勸告。
我想到他的時候不多，我結交了一些新朋友。
但偶爾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情緒不好時，我也會想到哥哥。
這年寒假，我到蘇州去看他，在他們的宿舍裡住了一夜。
學生們都回家去了，我沒有遇見他的同學。
當時的蘇州十分安靜，我們像在南京時那樣過了一天，談了不少的話，總是談大哥和成都家中的事。
我忽然問他：“你不覺得寂寞嗎？”他搖搖頭帶着微笑答道：“我習慣了。
”我看得出他的笑容裡有一種苦味。
他改變了。
他是頭一次過着這樣冷冷清清的生活。
大哥彙來的錢不多，他還要分一點給我。
因此他過得更儉省，别人都走了，他留下來，勤奮地學習。
我了解他的心情，我覺察出他有一種堅忍的力量，我想他一定比我有成就，他可以滿足大哥的期望吧。
在閑談中我向他提起一個朋友勸我去法國的事，他不反對，但他也不鼓勵我，他隻說了一句：“家裡也有困難。
”他講的是真話，我們那一房正走着下坡路，入不敷出，家裡人又不能改變生活方式，大哥正在進行絕望的掙紮，他把希望寄托在我們兩個兄弟的“學成歸來”。
在我這方面，大哥的希望破滅了。
擔子落在三哥一個人的肩頭，多麼沉重！我同情他，也敬佩他，但又可憐他，總擺脫不掉他那孤寂瘦弱的身形。
我們友愛地分别了。
他送給我一隻舊懷表，我放在衣袋裡帶回上海，過兩三天就發覺表不見了，不知道它是在什麼時候給扒手拿走的。
去法國的念頭不斷地折磨我，我考慮了一兩個月，終于寫信回家，向大哥提出要求，要他給我一筆錢做路費和在法國短期的生活費。
大哥的答複是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