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朋友們常常稱贊我“記性好”。
現在像夢中一樣，不少兩三年前發生的事情在我的腦子裡都隻剩下一片白霧，說起來令人不相信，老友顧均正兄逝世的時候，我接到從北京寄來的訃告，讀到他的兒子小铨的來信，十分難過，想起許多事情，我說要把它們寫下來，這也是我的一部分的生活記錄，可是我不曾寫，一拖就是幾年，今天拿起筆想寫一點對亡友的懷念，卻連他去世的年月也記不清楚了。
那麼我從哪裡寫起呢？
四十年代我在上海和均正兄住在同一個弄堂①裡。
解放後，五十年代初他全家搬到北京，我仍留在上海。
我去北京開會，每次總要到西堂子胡同去看他們夫婦，照例受到他們親切、熱情的接待。
這幾乎成了慣例，要是一次不去，我就像丢失了什麼似的。
我出國訪問，經常把在北京穿的、用的衣物存放在他們家裡，從國外回來，在旅館住下後就去西堂子胡同取箱子。
一九五二年十月我從朝鮮回來，蕭珊帶着女兒住在顧家等我，我們做了他們家的客人，一個星期中我常常聽見女兒說：“顧家阿姨真好！”一九六五年十月我從越南回來，蕭珊給我送衣服到北京。
我們同去西堂子胡同，均正兄和國華嫂用豐盛的午餐款待我們，我們告辭的時候，國華嫂拉住蕭珊連聲感謝。
蕭珊笑着說：“你們這樣感謝，我們要再來打擾你們。
”他們的感謝并不是客套話，隻是出于他們的謙虛和好客。
蕭珊并沒有想到這是她最後一次到北京，而且也是最後一次同均正夫婦見面了。
第二年六月初我再去北京出席亞非作家緊急會議，“文革”已經開始，我們中國代表團的一位同志把我從機場送到招待所，分别的時候，低聲對我說：“你不要随便出去找朋友，哪些人有問題，還弄不清楚。
”我大吃一驚。
前兩三個月我接到均正兄來信說他們搬了家，并告訴我他們在幸福村的新地址。
信我帶來了，我相信像均正兄這樣一個忠厚、善良的知識分子不會有問題，可是會議緊張，我也不便“出去找朋友”。
到七月十日上午，會議已告一個段落，我去人民大會堂參加中國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鬥争大會。
在休息室裡我意外地遇見均正兄，還有老舍同志，大家都很高興，會前坐在一起閑談，有一種劫後重見的感覺。
大會結束，我們走下主席台，握手告别，均正兄帶着他那和善的笑容邀我到他們的新居“小叙”。
我請他代我向國華嫂問好，我說我還要陪外賓一起活動，沒有時間去幸福村了。
他說：“那麼下次一定來。
”我說：“一定來。
”
沒有想到一别就是十二年。
我第一次到幸福村的時候蕭珊的笑聲仿佛還在耳邊，但陪伴我上樓的隻能是女兒小林了。
“文革”期間遺留下的後遺症終于發了出來。
我一病就是兩年，沒有再去過北京。
一九八二年我起初行動不便，寫字困難，後來生瘡，再後跌斷左腿，住進醫院半年後瘸着腿回到家中。
最近我又因“帕金森氏症”第二次住院治療。
這一層樓病人不多，病房裡十分清靜，我常常坐在沙發上休息，回想過去的事情，想來想去，也想不起我是怎樣認識顧均正兄的。
那麼一定是由于索非的介紹吧，他在開明書店擔任編輯工作，是索非的同事。
起初我同他交談不多，我不善于講話，他也一樣。
我隻知道他工作努力；又知道他兒女較多，家庭負擔較重。
他翻譯過西方的童話，寫過普及科學知識的著作，白天上班，晚上寫作，十分勤懇。
朋友們談起來，總是贊他正直、善良。
在狄思威路（溧陽路）麥加裡，他和索非住在一條弄堂内，我在索非家住了一個時期，見面機會多，我們就熟起來了。
這是三十年代中的事情。
以後我和他們家又同住在霞飛坊裡。
起初我單身住在索非家，進出弄堂，都要經過他們家後門口，孩子們看見我總要親熱地招呼；後來我去香港和内地，又回到成為“孤島”的上海，他們一家仍然平靜地過着艱苦的生活。
他和索非，還同另一個朋友一起創辦了一份小刊物《科學趣味》，他發表了不少科學小品和科學幻想小說，不論長短文章，寫作态度都是嚴肅認真的。
日本投降後，我和蕭珊帶着不到一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