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林回來，索非已經離開上海，我和均正兄一家往來更加密切。
我有事找開明書店交涉，就托他帶口信。
我們經常見面，但很少長談。
他忙，那時又在給開明書店編寫教科書，因家中人多，擠在一起，不方便，隻好早睡，等到夜深人靜便起來寫作。
他有什麼辦法呢？一家人都靠他的筆生活。
他從來不發牢騷，隻知道默默工作，埋頭編寫。
我去找他，總是看見他那淡淡的笑容。
我認為他勤勞半生不應當生活得這樣艱苦，我為他感到不平。
他卻帶笑說：“以後會好起來的。
”
他相信未來，是有根據的。
其實我的生活也并不好，不過我一家三口人，支出少一些。
我一向靠稿費生活，當時蔣介石政權的法币不斷貶值，每天在打折扣，市場上可買的東西很少，鈔票存起來，不論存在銀行或者存在家裡，不到幾天就變得一文不值。
起初我和蕭珊眼睜睜看着鈔票化成烏有，後來也學會到林森路②去買賣“大頭”③，把鈔票換成銀元，要購買東西時再把銀元換成鈔票。
我上街總要注意煙紙店門口挂的銀元（“大頭”）牌價。
在那些日子要活下去的确不是容易的事。
均正夫婦關心我們一家的生活，國華嫂在家務上經常給蕭珊出點主意幫點忙。
不久解放大軍渡過長江，南京解放，上海形勢更緊張，稿費的來源斷絕，我沒有收入，又沒有儲蓄，不知道怎樣度日。
我和蕭珊正在為這個發愁，均正夫婦來了，告訴我們，開明書店發給他們“應變費”十天一次十塊銀元，他打算代我向書店交涉“借支版稅”。
我當然同意。
第二天他就給我送來大洋十元，說是借支辦法和他們一樣。
我感謝他，我的困難給解決了。
我大概借支了兩次“版稅”，上海就解放了，我們都有活路了。
他仍然在開明書店工作，我卻經常離開上海出席各種會議。
第二年他跟着書店遷往北京，就一直住在首都，生活的确好起來了。
後來開明并入新成立的中國青年出版社，他也到青年出版社工作。
他參加了民主黨派，社會活動也增多了。
我每年總要到他家去兩三次，見面時無所不談，卻又談不出什麼，隻是互相表示關心而已。
我想起一件事：一九五四年上半年他從北京來信，打算把我的童話集《長生塔》介紹給一家出版社。
我把底本寄去了。
過了一段時間，底本給退了回來，均正來信說他讀了稿子不大理解，拿給小兒子讀，小兒子也說不懂。
我自己重讀了一遍，卻覺得童話并不像西方現代派作品那樣難懂。
我猜想，這是他自告奮勇向出版社推薦我的童話，出版社拒絕接受，他碰了釘子就把責任放在自己肩上。
我了解他，以後再見他時也從未提過《長生塔》的事情。
蕭珊沒有到過幸福村，也不曾見到“文化大革命”的收場，她過早地離開了人間。
小林比我先去幸福村。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我回到上海，在作協分會靠邊受審查的時候，小林和同學們串連到北京，她去過均正夫婦家。
國華嫂告訴小林，作協分會的造反派某某人去北京“外調”到過顧家，要了解我的“反社會主義言行”。
國華嫂氣憤地說：“不用怕，他沒有反社會主義的言行。
”造反派氣沖沖地走了，什麼好處也沒有撈到。
她不知道所謂“外調”不過是花國家的錢做長途“旅遊”，你沒有“言行”，造反派可以替你編造言行。
反正以“莫須有”的罪名定罪殺人古已有之。
我的罪狀越來越多，罪名越來越大。
不久我進了“牛棚”，與世隔絕，小林和蕭珊都因為我的緣故受到了批判和歧視。
均正兄一家的音信斷絕了。
我擔心他們也會遭到噩運。
但在失去做人資格的當時，我一直過着低頭彎腰、朝不保夕的生活，哪裡敢打聽朋友們的情況。
蕭珊患了不治之病，得不到适當的治療，躺在床上捱日子，想念過去的歲月，懷念舊時的友人，最後入院前忽然得到北京沈從文寄給我的一封長信，她含着眼淚拿着信紙翻來覆去地看，小聲地自言自語：“還有人記得我們啊。
”我多麼感謝這位三十年代的老友！他從一位在我們幹校的親戚那裡打聽到我仍然住在原處，便寫了信來。
幾個月後，均正兄的一個孩子出差到上海，找到我們家，給我帶來不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