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很想知道的朋友們的消息。
他們一家除了他一個姐姐遭到不幸外，都平安無事。
可惜蕭珊見不到他了。
這以後顧家的孩子們出差到上海，總要來我家看看。
見到他們我仿佛又看見均正兄的和善的笑容，受到國華嫂熱情的接待。
“四人幫”垮台以後，一九七八年我去北京出席全國人大會議。
會後我留下來看朋友，小林也到了北京。
我離開十二年，對北京的大街小巷和交通車輛，都感到陌生，住在旅館裡，出門搭車全靠小林帶路，幾次去幸福村，都是小林陪同去的。
第一次去，均正兄不在家，國華嫂說他在參加民主促進會的會議，不回家吃中飯，便叫小铨打電話通知他。
不久他高興地回來了。
久别後重逢，大家都感到格外親熱，似乎想說的話很多，卻不知從哪裡說起，隻談了一點彼此的情況。
他們夫婦的變化好像不大，“文革”期間可能比我少吃些苦頭，值得慶幸。
但交談起來我們都小心避免碰到彼此的傷痕，他們失去一個女兒，我失去了蕭珊。
我們平靜地相對微笑，關心地互相問好，在幸福村的小屋裡，坐在他們的身旁，我感到安穩和舒适。
我第一次體會到“淡如水”的交情的意義。
我就這樣坐了兩三個鐘點，還在他們家吃了中飯，下午小林要陪我去看别的朋友，我不想離開他們，但也隻好告辭走了。
第二年我出國訪問，從北京動身。
在上海的時候我聽說均正兄患病，據說是“骨刺”，又說是“癌”，小林陪我到北京醫院探望。
在一個設備簡單的底層單人病房裡，均正兄側着身子躺在床上呻吟，國華嫂在旁邊照料。
我走到床前招呼他。
他對我微笑，我卻隻看到痛苦的表情。
我沒有辦法減輕他的痛苦，也找不到适當的安慰的話，我默默地望着那張熟悉的臉，坐了不到半個小時就退出了病房。
我生活忙亂，雜事多，腦子裡裝滿了文字、聲音、形象……它們互相排擠，一刻也靜不下來。
每天從清晨起我就感到疲勞；同客人交談，不得不時時用力睜開眼睛。
我沒有足夠的精力應付各種意外的幹擾，也無法制止體力和記憶力的衰退。
我并沒有忘記均正兄，但是他的和善的面容和痛苦的微笑常常被闖進腦子裡來的生客們一筆勾銷。
他病中我一共探望過三次，除了在醫院那一次外，還有兩次都是在幸福村他的家中。
第二次去，我看見他坐在藤椅上，不像一個病人，我們談話不多，但是我不曾見到他的痛苦的表情，我感到心上輕松。
第三次看見他，他又側着身子躺在床上，顯然病情惡化了。
這一次我什麼話也講不出來，我也不想把他忍受痛苦的印象長留在腦中。
我待的時間不長。
但也沒有想到這就是我們的最後的一面。
然後便是北京來的訃告和小铨的信，告訴我一位勤勤懇懇埋頭工作了一生的知識分子的死亡。
我再也看不到他那和善的笑容了。
即使是最後的痛苦的微笑，我也見不到了。
他是那麼善良，我從未聽見他講别人的壞話，他也并不抱怨生活。
我看見他在病床上忍受巨大的痛苦，卻還是那麼安靜。
他默默地死去，不會有什麼遺憾吧。
他沒有浪費過他的時間，他做到了有一分熱放一分熱，有一分光發一分光。
他是一個不自私的人。
我沒有去北京參加他的追悼會、向他的遺體告别，作為一個老朋友，覺得有負于他。
我尊敬他，但是我學習不了他。
像他那樣默默地忍受痛苦，我做不到。
我最近一次去幸福村是在兩年以前，一九八一年十月我三訪巴黎歸來，仍然由小林陪同，到了顧家，家中冷冷清清，隻有國華嫂一人，小铨前一天出差去天津。
國華嫂高高興興拿這拿那，熱情不減當年。
家中很安靜，很有秩序，國華嫂精神好，講話多，坐在她的小房間裡我仍然像從前那樣感到不變的淡如水的友情的溫暖，好像均正兄還在出版社辦公或者出席什麼會議，他并沒有離開我們。
十二月十三日
本篇最初連續發表于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
①弄堂：指淮海坊（那時名霞飛坊）。
②林森路：現名淮海路。
③“大頭”：當時稱銀元為“大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