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中旬我回到家裡，已經在醫院住了半年零幾天了。瘸着腿到了家中，我才發覺傷腿短了三公分。
在醫院裡幾乎所有的人（其中包括來探望的親友）都對我說：“你已經恢複得很快了。現在要靠鍛煉。”回到家裡我也對所有的來客說：“我要靠鍛煉。”但我并沒有方案，并沒有計劃；這個人說，該這樣動好，我就這樣動動；那個人說，該那樣動好，我就那樣動動。精力不夠，在樓下太陽間裡來回走三四趟，就疲乏不堪。有時讓别人扶着下了台階繞着前後院走了一圈，勉強可以對付，再走一圈就不行了。這裡所謂走是指撐着木拐移動腳步，家裡的人不讓我獨自走下台階，我也不敢冒險。
我睡在二樓，吃飯、活動、看電視都在樓下。上下樓梯也是一種鍛煉，有欄杆可扶，不必撐木拐。起初一上一下很費力，上下多了又擔心摔倒。每天上下樓各兩次，早晨起來下樓，吃過中飯上樓，午睡後下樓，晚上八九點鐘再上樓。在樓下活動的時間可以說是很多。
剛回家的時候我還重視鍛煉，晚上早早上樓，在鋪毯子的房間裡做各種活動，又在放了木闆的大床上翻來滾去，弄得滿身大汗，覺得有一些進步，自己也相當滿意。但是過了十多天又聽人說，鍛煉要“适可而止”，不能過于勞累。自己正感到有點吃不消，就放松了鍛煉。感冒以後，精神不振，有個短時期我甚至放棄了鍛煉。但也不能說是完全放棄，我不能不經常走動。隻要坐上一個小時，我就會感到跌傷的左腿痠痛，坐上兩三個小時心裡便煩躁不安，仿佛坐在針氈上面。幸而我沒有停止走動和散步，否則我今天即使拄着手杖也不會走路了。
除了這些“鍛煉”，我還求助于一位傷科大夫，他每周來兩次，給我推拿、治病。他還替我出主意，提建議，服什麼藥，打什麼針。正是聽從他的意見，我才第二次去看神經科門診，最後又作為“帕金森氏症”的病人住院治療。我還聽他的勸告到醫院打過多種氨基酸的針藥，打了兩個療程，效果很好。我應當感謝他。關于《病中》的三篇“随想”就是在這個時期寫成的。
我重新拿起筆續寫《随想錄》大約在回家後的一個半月。我整天在樓下活動，大半在太陽間裡。這裡原先是走廊，我摔傷後住院期間給裝上玻璃門窗，成了太陽間。坐坐，走走，會見探病的親友，看看報紙，這就是我的日程。我通常坐的是藤椅，沒有扶手我就起不來。太陽間裡光線好，靠窗放有一架縫紉機，我常常想，不要桌子，在這裡寫字也行。後來身體好了些，我覺得手也得動一動，寫字也是一種鍛煉，便在樓上揀出一疊稿紙，端一個長方小木凳放在鋪了台布的縫紉機前，坐下來開始寫作。起初圓珠筆或自來水筆真像有千斤的重量，寫一個字也很吃力，每天隻能勉強寫上一百字光景。後來打了多種氨基酸，療程還未結束，精神特别好，一坐下來往往可以寫兩三個小時。本來我試圖一筆一畫地一天寫百把字來克服手指的顫抖，作為一種鍛煉，自己心安理得，不想有一位老友看了我的字迹很難過，認為比我那小外孫女寫的字還差。他幾次勸我改用錄音器或者找人代筆，他忘了我是一個病人，我也無法使他了解我的心情。我隻好照我自己的想法做下去。這樣回家後的第一篇文章居然寫成了。就是《願化泥土》。為什麼先寫它？因為我在摔傷前開了頭，寫了這篇“随想”的前三段。八個月後我接着以前中斷的地方續寫下去，并不困難，我順着一條思路走，我的感情是一緻的。在病中我想得最多的也還是對家鄉、對祖國、對人民的感情。這些感情幾十年來究竟有多大的變化，我很想弄個明白。人老了，病久了，容易想到死亡。我回家的時候剛剛拔光了剩餘的幾顆下牙，隻能吃流質食物，食欲不振，體力差。鍛煉成績不好，這也可能是一個原因。想到死亡，我并不害怕，我隻是滿懷着留戀的感情。每個人的生命都有盡頭，我需要知道的是我可以工作、可以活動的時間究竟還有多少。我好為我那些感情做适當的安排。讓後人來判斷我唠唠叨叨，反反複複，是不是在講真話。單單表示心願是不夠的，隻有講了真話，我的骨灰才會化做泥土，留在前進者的溫暖的腳印裡，溫暖，因為那裡有火種。
在想到死亡的那些日子裡我受盡了噩夢的折磨，我要另寫“随想”談我的噩夢。有時我同兒女們談起當時的情況，還不寒而栗。我怎樣熬過了那些可怕的夜晚，自己也說不清楚。不管怎樣，我總算熬過來了。我的健康在逐漸恢複，雖然很慢，我的身體終于好起來了。
八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五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