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中，讀書不方便，隻好胡思亂想。想得較多的還是跟作家和作品有關的事。這些事以前也想過，思考的結果便是幾則“随想”。
我說過：隻有作家知道自己創作的甘苦。多少年來我一直用作品換取稿費養活自己。十年“文革”期間我因為自己的十四卷《文集》受到種種懲罰，給逼着寫了檢讨文章承認自己“用軟刀子殺人”。這一切似乎說明作品屬于作家個人：版權所有，文責自負。
我記得很清楚：批鬥會上我低頭認罪，承認《激流三部曲》是為地主階級“樹碑立傳”的“毒草”，會後回到“牛棚”我還得寫“認罪書”或“思想彙報”。寫造反派要的大路貨并不難，可是寫完後交了出去，我卻懷疑起來：難道作品真是作家個人的私産，可以由他①信口胡說？難道讀者不是“各取所需”，誰又能否定他們②的聰明才智？
我寫過不少的“認罪書”，承認挨鬥一次，就“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我究竟想說些什麼？今天“深刻地”分析起來，也無非想把自己表現得無恥可笑，争取早日過關而已。那個時候我早已不是作家，除了辱罵自己，什麼也寫不出，不僅隻講假話，而且真假不分，習以為常。在批鬥會上看夠了造反派的表演，聽夠了他們的歪理，給逼得無路可走，醜态百出，會後交出“認罪書”得到短時間的安靜，反而感到輕松，以為又過了一關。隻有午夜夢回，想起那些事情，不甘心，左思右想，對批判者的那些“永遠正确”的歪理也有了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了反感。給批來批去，批得多了，我也學會了一面用假話騙人、一面用“獨立思考”考慮任何問題。
十四卷“邪書”決不是我的私産，發表了的作品都歸社會所有。或好或壞，不能由作家自己說了算，也不能由别的幾個人說了算。是毒草是鮮花，要看它們在廣大讀者中間産生什麼作用。批鬥會解決不了問題。我越受批判，越是看得清楚：我那些作品并不屬于我自己，我不能拿它們跟造反派做“交易”。這就是我所說的“深刻的教育”。我終于恍然大悟了。
我想起了一九二四年去世的捷克作家弗·卡夫卡。小說《審判》和《城堡》的作者四十一歲患肺病死去，留下一堆未發表的手稿，他在遺囑中委托友人馬·布洛德把它們全部燒毀。德國小說家馬·布洛德違背了亡友的遺願，把那兩部未完的長篇小說整理出版了，它們在歐美知識界中産生了大的影響。人們閱讀這兩部小說，贊美或者批判這兩部小說，卻不見有人出來說：應當聽從作者的話毀掉它們。
我并不喜歡卡夫卡的小說。可是我無法抹煞它們的存在。我想即使卡夫卡活起來，即使他為自己的小說寫上十篇認罪書或者檢讨文章，他也不能阻止人們閱讀《審判》和《城堡》。
同樣，即使我寫上一百篇自我檢讨的文章，讀者們也不會承認《激流三部曲》是“殺人的軟刀子”。
八四年一月十七日
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三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
①他：指作家。
②他們：指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