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商談日程時，我隻向主人提一個要求：去中島健藏先生墓前獻花。
第二天上午車子把我送到了豪德寺，中島京子夫人早已在門口等候，文化交流協會的白土吾夫先生也來了，他們給我帶路，女兒小林或者擔任譯員的小陳攙扶我。
多少年我沒有這種“清晨入古寺”②的感覺了。
但是我怎麼能相信我是去掃墓呢！？這位分别七年的老友，他的笑聲還在我的耳邊。
我多麼想看見他，我有多少話要對他說啊！我着急，我為我的移動艱難的左腿感到苦惱。
……雖然吃力，雖然慢，我終于到了中島先生安息的地方。
整潔、樸素的墓碑上刻着他們伉俪的名字。
碑前一對插花的石瓶，下面還有一個香爐。
白土先生指着碑上填紅色的京子夫人的大名說：“這是我們的習慣。
”我點點頭答道：“我們過去也是這樣。
”旁邊還有中島先生亡故父母的合葬墓。
墓碑同樣整潔、大方，我的父母就是這樣合葬的，我母親安葬的時候，父親就讓他的名字刻在墓碑上。
三年後父親的棺木入土，碑上的紅字才塗成黑色。
這已經是六十幾年前的事了，但那樣的墓碑還鮮明地印在我的心上。
我把花插在石瓶裡，我看看四周，空氣清新，很安靜，又很肅穆。
我望着墓碑，我在心裡喚着他的名字，二十幾年中的往事一一出現在眼前。
我想着，想着。
他明明舉着酒杯對我微笑。
我恭敬地向他鞠了三個躬。
我睜大眼睛，莊嚴的墓碑默默地對着我，沒有人講話。
我的耳邊響起一個熟悉的聲音：“為我們的友誼幹一杯吧。
”我的眼睛濕了。
我責備自己：我來遲了，又不曾把酒帶來。
我在墓前沉思片刻，好像在同墓中人對談。
然後我再虔誠地鞠一個躬……為什麼還要帶酒呢？我已經把心掏出來挂在墓前了。
我含着淚水對京子夫人說：“多好的人啊，他沒有私心，為着人民的友誼拿出自己的一切。
”離開豪德寺以後，我一直在想吳季劄的故事③，我永遠忘不了别人轉告我的一句話：“日本的中島健藏一刻也沒有忘記他們。
”中島先生好像就坐在我的身邊。
三
在京王飯店的高樓上，每天都有老友來看我。
我們交談的時間并不長，講的都是普通的問候話，可是這些話來自我們的内心，包含着真誠的祝願和無限的關心。
這樣的交談是一種友情的積累。
多一次會晤就多一番了解。
我同這些朋友大都有二三十年的交往，雖然中間經過一場“文革”的大災難，友情也并未中斷，它仿佛一本大書照常一頁一頁地翻過去。
幾十分鐘的會見，半小時的暢談，常常把長時間的想念牢牢地連在一起。
根據個人的經驗我懂得了“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意義。
朋友S從橫濱來看我。
他也拄着手杖，步履蹒跚，還有一個人在照料他。
三年前我在上海見到他，他的身體似乎比現在好些。
一九八○年我和冰心大姐訪問日本，他還作為主人接待過我們，那時我就發現他比在“文革”前衰老多了。
後來聽人講起他在“文革”期間受了“極左”思潮的影響，替我國“左派”做過宣傳，在國内得不到人們的諒解，因此很感痛苦。
這樣的事我聽說在一些歐洲朋友中間也發生過，因此我隻當做“小道消息”聽了進去，并不曾向那位朋友問個明白。
說句實話，我早已習慣了這種事情，不以為奇了。
我們親切地握了手，一次又一次。
朋友S在客位上坐下來，我們短短地講了彼此的情況。
我忽然發覺他的面貌似乎年輕了些，原來他的發型變了：他剪了平頭。
我什麼也沒有問，隻是聽他講他的一些事情。
“我剪掉頭發，為了懲罰自己，為了表示不原諒自己……”他的話使我大吃一驚，我沒有想到他講得這樣認真，可以說我毫無思想準備。
但是，我不能沉默，我得表态。
我就老老實實地說出自己的想法：“這不能怪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