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四個月不曾執筆。
在醫院裡一共寫了十六七篇文章，最後的一篇就是在東京召開的國際筆會大會上的發言《我們為什麼寫作？》。
寫完發言稿不久我便離開醫院。
這次回家不是病已完全治好，隻是出去做參加東京大會的準備。
醫生同意我出國，這說明我的病已經給藥物控制住，健康逐漸在恢複，隻要按時服藥，不讓自己疲勞，我看短短兩個星期的出國訪問是可以應付過去的。
我的确很樂觀。
朋友中多數不贊成我出國開會，他們害怕我的身體吃不消。
我病了兩年多，兩次住院就花去一年的時間，接觸新鮮空氣的機會很少，自我感覺就是一個病人。
探望的親友們一來，問的、談的也總是關于病的事，談得越多，我越是精神不振。
看到我的這種精神狀态，又了解我的一些病情，親友們當然會為我的健康擔心。
其實連我自己也有過動搖、灰心的時候。
跟疾病做鬥争，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氣，但也少不了醫生的支持。
醫生的同意給了我很大的鼓勵。
此外，還有一種精神力量在支持我，那就是日本作家的友情。
一年中井上靖先生三次到醫院探病，邀請我參加東京的大會。
水上勉先生等五位作家在我第二次住院之前到我家訪問，水上先生“非常憂慮”我的“健康”①，但他們也都殷切希望我出席大會。
我的答複始終是這樣一句：“隻要健康允許，我一定出席。
”我這樣回答并非使用外交辭令，我心裡想：我決不讓朋友們失望。
出發前兩天見到從北京來的我們中國代表團的幾位成員，閑談中我還說：“我認為交朋友就是要交到底。
”他們贊同我這個意見。
我在日本度過了兩個星期愉快的日子，我常常感到精神振奮，忘了疲勞，忘記自己是一個病人，甚至忘記按時服藥。
除了行動不便、不得不謝絕宴會、坐在輪椅上出入機場外，我好像是一個健康人。
不用說，朋友們安排我的生活與活動的日程也十分周到，同行的人包括我的女兒在内也很關心我的飲食和休息。
為了安排日程，我和他們就有過分歧，我說：“我既然來了，就要盡可能多見些老朋友，不要拒絕任何人。
難得有這樣的機會。
”我知道同老朋友歡聚，不會使人感到緊張。
我在東京京王廣場飯店第三十九層樓房住下來，第一天便對人說：我到了東京，就是戰勝了疾病。
我為了友情而來，友情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
從第二天開始，我訪問過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掃過中島健藏先生的墓，到井上靖先生府上去拜望，出席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的招待會，參加國際筆會四十七屆大會的開幕式和閉幕式，還在全體大會上發了言，同井上靖先生和木下順二先生分别進行過四次對談……在旅館裡會見了許多來訪的老朋友，見到不少想見的熟人。
客人去後，或者我從外面回來，或者同行的人不在房裡，我搬一把椅子坐在窗前，出神地望着窗外，下面高速公路上的汽車一輛緊接一輛連續不斷，就像小孩的玩具。
大的玻璃窗封得牢牢的，在這個鬧市區，房裡沒有一點噪音。
我什麼都不想，也不感到眼花缭亂，雖然在夜裡樓前是五光十色。
我心裡十分平靜。
我得到了休息。
即使在活動較多的日子裡我也不曾增加服藥的劑量。
一切都很順利。
兩個星期就這樣箭也似的飛過去了。
在成田機場上，我坐着輪椅走向機艙，送行者帶淚的告别聲把我的心拉向朋友，我也忘了自己地揮手高呼“再見！”我仿佛做了一場美好的夢。
但是我知道我欠下更多的友情的債了。
我回到了上海。
和我最初的預料相反，我并不曾病倒。
我去醫院找那位經常給我看病的醫生，她也認為我的病情穩定，可以不住進醫院。
東京的旅行給我證實一件事情：在我這個病人身上，精神上的力量可以起大的作用。
二
到了東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