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編印《新文學大系》（第二個十年），在《小說專集》中收入我的《家》，他們一定要根據一九三三年開明書店的初版本排印，花了不少功夫居然找到了印數很少的初版本。
他們這樣做，大概是為了保存作品的最初的面目。
但是我的情況不同，作品最初的印數不多，我又不斷地修改，讀者們得到的大多是各種各樣的改訂本，初版本倒并不為讀者所熟悉，而且我自己也不願意再拿初版的《家》同讀者見面，我很想堅持一下不讓初版本入選，但是後來我還是讓了步。
我想：“不要給别人增加麻煩吧，它既然存在過，就讓它留下去吧，用不着替自己遮醜，反正我是邊寫邊學的，而且《新文學大系》又不是給一般讀者閱讀的普通讀物。
”作品給選進《新文學大系》，戴上“文學”的帽子，當然要受“體例”等等框框的限制。
但是現在由自己編輯出版單行本，丢開“文學”的頭銜，我便感到自由自在了。
我希望有一天新的改訂本會淘汰掉那些盜印本和“租型本”。
在改訂本中最先印出來的不用說就是《激流三部曲》。
關于它，我還想講幾句話。
也許有人認為我已經講得夠多了，但話總是講不完的。
有人批評我“反封建不徹底”，有人斷定《家》早已“過時”，可是我今天還看見各式各樣的高老太爺在我四周“徘徊”。
在我還是一個“懂事的”小孩的時候，我就對當時存在的種種等級抱有反感。
我父親是四川廣元縣的縣官，他下面有各種小官，他上面有各樣大官，級别劃分十分清楚，誰的官大，就由誰說了算。
我“旁聽”過父親審訊案件，老百姓糊裡糊塗地挨了闆子還要向“青天大老爺”叩頭謝恩。
這真是記憶猶新啊！
我當初寫《家》，矛頭就針對父母包辦婚姻、幹涉子女自由等等封建流毒，絕沒有想到《家》發表後五十三年，又輪到我來寫批判“買賣婚姻”的随想。
有一件事情我實在想不明白，近來常從新聞報道、廣播宣傳中聽到關于“紅娘”的消息，好像許多地方都有“紅娘”在做好事。
我們從小就熟悉《西廂》的故事：隻知道“門當戶對”的老夫人違背了自己的諾言，使有情人成不了眷屬。
小丫環紅娘才挺身出來，傳書帶信，巧計安排，讓這一對青年男女實現他們的心願。
紅娘能夠發揮她的作用，正因為她生活在“男女授受不親”的時代，上面還有一位昏聩、專橫的老夫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毒素又深入人心，她“穿針引線”，不顧這一切，她是“反封建”的“戰士”，決不是一個媒人。
倘使活到今天，她也不會聽從老夫人的吩咐，給莺莺小姐介紹“門當戶對”的對象。
難道在我們這個社會裡，男女青年間或者大年齡的男女青年間就沒有正常的社交活動，就不能自由戀愛，不能依照婚姻法自由結合，必須求助于“父母”和“媒妁”嗎？
不管相信不相信，今天還有不少的崔老夫人和高老太爺，“門當戶對”至今還是他們決定子女婚姻的一個标準。
聽話的孩子總是好孩子。
為了“婚姻自主”多少青年還在進行鬥争。
十載“文革”期間，有人批評《激流》毒害青年，說我的小說是殺人不見血的軟刀子。
多麼大的罪名！今天我仍然要說我喜歡這個三部曲的主題：青春是無限的美麗。
未來永遠屬于年輕人，青年是人類的希望，也是我們祖國的希望。
這是我的牢固的信念，它決不會“過時”。
我相信一切封建的流毒都會給年輕人徹底反掉！
其他，我不想講下去了。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