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林放讀了《我的噩夢》①以後，也寫了一篇雜感《“文革”還在揪人》。
文章發表在《新民晚報》上。
老友是出色的雜文家，文章短，含意深，他不像我那樣愛說空話。
他常常對準目标，彈無虛發。
聽說他去年發表過雜文，提醒大家不要讓“四人幫”餘黨漏網，居然有人打電話恐吓他，可見他的文筆的鋒利。
事後我遇見他，對他談起這件事，他隻是微微一笑。
我在這裡用了“遇見”二字，其實并不恰當，那天上午是他來看我，當時我們兩人都住在華東醫院，他住南樓我住北樓，病人來往比較方便，他上午到我的病房來，不會有人幹涉他。
他現在不那麼健談了。
前幾年我同他一起在北京開會，他總是有說有笑、無話不談。
可能是他也老了，雖然他比我還小幾歲。
不過一談到寫雜文，我就看出他心裡還有一股火。
他即使講話不多，但拿起筆來，仍未失去當年的勇氣。
對于不合理的現象，對于不應當發生的事情，他還是有自己的看法，雖然三年前他寫信給我說：“今後誰能保證自己不再寫這類文章？（指發“違心之論”）……我不敢開支票。
”
我了解他，我知道他為了寫雜文吃過不少苦頭。
他和我同樣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四川省選出的代表，第一屆一共開過五次大會，我們住在同一個旅館的相鄰的房間裡。
他平日愛喝點白酒，見到熟人總是談笑風生。
他參加第二屆人大可能是在上海代表組，那麼我們就不住在同一層樓了。
這些事我已經記不清楚，我看即使記錯了，也無大關系，我要在這裡提說的隻是一九五七年的那次大會。
時間大概是六月，我們都住在前門飯店，我住在他的斜對面，都是兩人住一個房間，和他同住的是一位教育界的“民主人士”，四川大學的教授或校長，都是“知識分子”。
在這一屆的會上開始了對所謂“右派”的批判，不僅在我們的大會小會上，在會場以外，在各個單位，在整個社會中都掀起了“熱火朝天”的“反右”運動。
這情況是我們完全沒有料想到的，前一段時期，到處都在舉行座談會，邀請大家“大鳴大放”，我們都分别出席了有關的會，發表了意見，各人都寫了文章。
我到了北京，就感覺到風向改變，嚴冬逼近，坐卧不安，不知怎樣才好。
沒有想到，我剛在前門飯店住下，上海《文彙報》駐京辦事處的一位女記者就來找我，要我寫一篇“反擊右派”的短文。
我當然一口答應，我正需要用這種表态文章來保護自己。
她催得急，說是要用電報把文稿發到上海去。
反正文章不長，可以摘抄大報上的言論，我當天就寫成了，記者拿去，第二天見報，我的心也安定了些。
我還記得短文的題目是《中國人民一定要走社會主義的路》。
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我多年的心願，但文章裡的句子則全是别人常用的空話。
我當時還不知道“反右”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隻是我看見來勢兇猛，熟人一個個落網，一個個給點名示衆；更奇怪的是那位來找我寫“反右”文章的女記者，不久就給揪出來，作為“右派”受到了批判。
在會議期間我的心情十分複雜。
我一方面感謝“領導”終于沒有把我列為右派，讓我參加各種“反右”活動，另一方面又覺得左右的界限并不分明，有些人成為反右對象實在冤枉，特别是幾個平日跟我往來較多的朋友，他們的見解并不比我更“右”，可是在批判會上我不敢出來替他們說一句公道話，而且時時擔心怕讓人當場揪出來。
在北京我們在小組會上批判過本組的“右派”，回到上海我也主持過作協分會對“右派分子”的批判會。
我從小不善于言辭，常常因此感到遺憾，但是今天回憶一九五七年的往事，我倒慶幸自己缺乏口才不能慷慨激昂地大發違心之論。
沒有人找我談過話，或者要我如何表态，雖然一直膽戰心驚，我總算平穩地度過了一九五七年。
私下同愛人蕭珊談起來，我還帶苦笑地說自己是一員“福将”。
其實我的麻煩還在後頭。
雜文家當時的處境似乎更差一些。
那幾天他臉上不見笑容，我也替他擔心，卻又不便問他有什麼情況。
在北京我看不到上海的晚報，但是過兩天我就聽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