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他的笑聲。
原來他得到暗示寫了一篇自我檢讨的文章，連夜打長途電話到上海，在晚報上發表了。
檢讨得到諒解，态度受到表揚，他也就放了心：過了關了。
今天我們的想法不會是當時那樣的吧。
過去有一個時期談起“反右”他就流露出感激之情，我也一樣。
現在再回頭去看二十七年前的事情，我覺得自己多麼可笑又可悲。
我看得清清楚楚，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起我就給戴上了“緊箍兒”。
他也一樣。
我所認識的那些“知識分子”都是這樣。
從此我們就一直戰戰兢兢地過着日子，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人念起“緊箍咒”來叫我們痛得打滾，但我确實相信念咒語的人不會白白放過我們。
這以後我就有了一種恐懼，總疑心知識是罪惡，因為“知識分子”已經成為不光彩的名稱了。
我的思想感情越來越複雜，有時候我甚至無法了解自己。
我越來越小心謹慎，人變得更加内向，不願意讓别人看到真心。
我下定決心用個人崇拜來消除一切的雜念，這樣的一座塔就是建築在恐懼、疑惑與自我保護上面，我有時清夜自思，會輕視自己的愚蠢無知，不能用自己的腦子思考，哪裡有什麼“知識”？有時受到批判、遇到挫折，又埋怨自我改造成績不大。
總之，我給壓在個人崇拜的寶塔底下一直喘不過氣來。
“文革”前的十年我就是這樣度過的。
一個願意改造自己的“知識分子”整天提心吊膽，沒有主見，聽從别人指點，一步一步穿過泥濘的道路，走向一盞遠方紅燈，走一步，摔一步，滾了一身泥，好不容易爬起來，筋疲力盡，繼續向前，又覺得自己還是在原地起步。
不管我如何虔誠地修行，始終擺脫不了頭上的“緊箍兒”。
十年中間我就這樣地走着，爬着，走着，爬着……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給戴上了“資産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成為審查對象。
但我也不是一開始就給關進“牛棚”的。
雜文家可能比我先走一步。
我還在北京、漢口、上海三地相繼出席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以副團長身份大宴賓客的時候，不少熟人都失去了自由、挨鬥受辱，而且因為報上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一下子大家都變成了“牛鬼”。
我和雜文家失去了聯系，即使住在同一個城市，我也無法知道他的真實情況。
會議結束，送走全部外賓，我也做了“階下囚”。
十年“牛鬼”的生活開始了。
我不再有恐懼，因為我已經給揪了出來，抄了家，失去自由，不可能再有任何“僥幸”心理。
我被稱為“黑老K”和“無産階級專政的死敵”，認識到自己罪孽深重、不可救藥。
但我又不願滅亡，在那兩三年中我甘心受辱，争取吃苦，有時甚至以為受苦可以使人淨化，表現好可以得到從寬處理。
在這一段時期我跟所有的朋友斷絕了關系，隻有從各地來“外調”的造反派的兇惡的審訊中猜到一點情況，我不得不把朋友們忘得幹幹淨淨，我真正被孤立起來了。
即使在大街上遇見熟人，誰也不敢跟我打招呼。
我知道雜文家在上海，現在他的處境比我的好多了，我為此感到高興，熟人中間有一個人得救，總比全體滅亡好。
我去過幹校，在那裡住了兩年半，日常的課程不過是勞動、學習和批鬥。
以後又回到機關，批鬥總算結束了。
最初是一個人自學，然後參加“革命群衆”的學習，以後給分配到别的單位，始終戴着無形的帽子，即所謂“敵我矛盾做人民内部矛盾處理”，這是另一種“緊箍咒”，我想大概就是踏上一腳叫我永世不得翻身吧。
到了出版單位，除了每周兩次政治學習外，有時還參加大會聽報告，這樣我就有機會見到雜文家了。
他已經解放，參加了工作，在另一個出版社。
有一天我去開會，他在會場裡看見我，過來打個招呼，要我散會後同他一道出去。
我們，還有一位朋友，三個人步行到紅房子，吃了一頓飯。
我們交談起來，還是很親切，隻是不常發出笑聲。
我當然忘記不了頭上那頂無形帽，他呢，雖然當了第四屆全國人大的代表，但過去的“緊箍咒”不會輕易地放過他。
不過在這種時候主動地請我在飯館裡吃飯，也需要大的勇氣。
他的脾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