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多月沒有寫“随想”，原因仍然是寫字困難，雜事不少，既無精力，又無時間。
幾位老朋友看見我這麼久不發表文章，以為我要擱筆，擔心我心上那點餘燼已經冷卻。
有一位在晚報社工作的朋友來信問我是不是“找不到題目”。
他的用意我很理解，倘使要我說真話，那麼根據我目前的健康情況，我似乎應當“擱筆”了。
我從來不“找題目”做文章，隻是有話才說，但我也有避開擺在面前的題目不聲不響的時候。
因為有病，經常心煩意亂、思想不易集中，抓住題目講不清楚，不如不寫，沉默對養病的确有好處。
不過為了報答朋友們的關心，表示火種猶在，我又帶病執筆，無論如何我總要完成一百五十篇“随想”的計劃。
前些時候大家興奮地談論“創作自由”，确實熱鬧了一陣子。
大半年過去了，現在人們又在議論怎樣加強作家的社會責任感。
可能還要談一年半載吧。
能夠談出一個名堂來，倒也是好事。
免得像小道消息傳播的那樣，一提到“創作自由”，有人就想起這一段時期發生的大大小小的壞事，擔心又出現了什麼“自由化”的問題。
有位朋友開玩笑說，“創作自由”好像一把懸挂在達摩克利斯頭上的寶劍，你想着它拿起筆就有千萬斤重。
我勸他不必提心吊膽，我說：“不會有人打小闆子了。
”我從小看慣了大老爺升堂打大、小闆子，因此在我的腦子裡小闆子比外國的寶劍更具體，更可怕。
我這一生和“創作”的關系不能說不密切。
根據幾十年的經驗，我寫任何作品，譬如我在巴黎拉丁區外國窮學生住的公寓小房間裡寫頭一本小說《滅亡》，或者在貴陽和北碚的小客棧中寫《憩園》，或者在重慶和上海兩地斷斷續續地寫《寒夜》，并沒有人來看我如何下筆，或者指導我怎樣寫作，我自己也從未想到我有沒有這樣或那樣寫下去的權利或自由。
我隻顧照自己的想法寫下去，寫了又改，改了又寫。
我就這樣寫出了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其中有好有壞，我把它們全交給讀者去評判。
讀者願意花錢買我的書，我才能夠靠稿費生活下去。
我通過長期的創作實踐，懂得一些寫作的甘苦，可是我并沒有花費時間考慮過“創作自由”。
“創作自由”就在我的腦子裡，我用不着乞求别人的恩賜，也不怕有人将它奪走（後來我在自己的腦子裡設置了不少框框條條，到處堆放石子，弄得舉步艱難，那又當别論了）。
我下筆之前從來不曾想好完整的、不會變更的小說情節，我是邊寫邊想的，因此我沒有對任何人講過我的寫作計劃（腹稿），也沒有人告訴過我應當寫什麼或者不寫什麼。
我始終相信那一句老話：生活是創作的惟一的源泉，我寫我熟悉的生活。
我執筆的時候從來不問自己：為什麼寫作？我活着總是希望對我生活在其中的社會有所作為，有所貢獻，換句話說就是要盡我作為一個公民的責任，我不能“白吃幹飯”，而且别人也不讓我“白吃幹飯”。
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