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所謂的社會責任感吧，不過這責任是我自己感覺到的，并不是别人強迫地放在我肩頭的。
作家要是不能完成自己的職責，他的作品對社會起不了好的作用，讀者就會抛棄他。
那才是可悲的事情。
總之，自由也罷，責任感也罷，問題還得在創作實踐中解決。
我一生不曾遇到“創作自由”的問題（除去“文革”的十年，那個時期我連做人的“自由”也給剝奪了），但是在舊社會中因為沒有“發表自由”和“出版自由”，雖然也曾絞盡腦汁想方設法保護自己，我卻吃了不少苦頭。
一九三三年我的小說《萌芽》被國民黨政府查禁，第二年當時在上海的圖書雜志審查會又不讓我的中篇《電》在《文學》雜志上發表。
但是這些不成熟的作品并不曾因此消亡，它們還留在人間。
當然它們終于會消失，因為讀者需要新的作品。
有人說作家是“靈魂的工程師”，未免把我們擡得太高了。
一個作家、一部作品能夠起多大的作用？一部作品給送到讀者的手中，總要經過社會教育、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三道關口。
而且任何書刊都不會自己走到讀者面前，它們必須經過出版機構和發行機構的挑選，發行機構不訂購，作品就見不了天日，哪裡談得到産生影響？！作家并不是高高在上，像捏面人似的把讀者的靈魂随意捏來捏去。
他也不是俄羅斯作家筆下的末等文官，在上司面前唯唯諾諾，低頭哈腰。
我當了幾十年的作家，我看不如說作家是一種職業，他的筆是工具，他的作品是産品。
作家用作品為讀者服務，他至少不應該販賣假貨、販賣劣貨。
要是讀者不需要他的作品，他就無法存在。
作家并無呼風喚雨、點石成金的法術，單靠作家的一枝筆，不會促成國家的繁榮富強，文學事業的發展離不開物質文明的建設。
我們有句古話：“衣食足，而後禮義興”。
崇高的理想不會脫離現實世界而存在。
責任再重大，也得有個界限。
坐在達摩克利斯的寶劍底下，或者看見有人在旁邊高舉小闆子，膽戰心驚地度日如年，這樣是産生不了偉大的作品的。
前一個時期人們談到文學的黃金時代，我也講過幾句。
其實關于“黃金時代”，關于“我們文學的春天”，我在作家們的集會上已經談過多次了。
我不是預言家，我的“豪言壯語”不過是我個人長期的願望。
有人問我這個黃金時代什麼時候到來。
我隻能說：等待了三十幾年，今天我終于明白黃金時代決不會自己向人們走來，它等着作家們去迎接它，擁抱它。
要迎來一個文學的黃金時代，必須付出高昂的代價，其中包含着作家們的辛勤勞動。
空談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即使開一百次會，人人表态，也解決不了問題。
還是多創造條件鼓勵作家們勤奮地寫作，讓大家團結起來，腳踏實地在創作實踐上比個高低吧。
十二月二十五日病中
本篇最初連續發表于一九八六年一月六、七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