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說我堅強，其實我脆弱，或者可以說有時也很軟弱，舉一個例子：春節期間在電視節目裡一連幾天聽見人唱“樣闆戲”，聽了幾段，上床後我就做了一個“文革”的夢，我和熟人們都給關在牛棚裡交代自己的罪行。一覺醒來，心還在咚咚地跳，我連忙背誦“最高指示”，但隻背出一句，我就完全清醒了。我松了一口氣，知道大唱“樣闆戲”的時代已經過去，牛棚也早給拆掉了，我才高興地下床穿衣服。
第二天有位朋友來找我。我談起這個夢，他笑着說：“還是那句老話：你心有餘悸嘛。”這朋友也是一個知識分子，他的遭遇比我的好不了多少。他的笑卻引起我的反感，我反問：“難道你就沒有餘悸？”
他收斂了笑容，過了一會，才說：“五十年代，我萬萬想不到會有‘文化大革命’。今後，我又能夠向你保證什麼呢？我隻能說我決不再進牛棚。”
“那麼你是想消極抵抗嗎？”
他理直氣壯地回答：“倘使沒有牛，那麼也就用不着‘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天将了。”
我們又談到所謂衙内的一些事情，當時衙内尚未處決，但關于判決的各種小道消息已經在社會上傳開。他認識兩衙内中的一個，但并不熟，他說：“是不是可以說他也是受害者？”
“是資産階級腐朽生活方式的受害者嗎？”我問。
“不，我是說：‘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可以這樣說嗎？”
“為什麼？”
“因為那些年他們讓這個‘大革命’抓在手裡，抛來抛去，一上一下，一下一上。他們認為自己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不甘心，存心向别人報複，幹出了種種壞事。”
“不，我不同意。你我不是也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嗎？”
“你我不同，你我是長了尾巴的知識分子。他們出身好，父母為人民立過功。”
“那麼是不是你我還要進牛棚割掉尾巴？”
他沒有做聲。他似乎回答不出來了。
客人告辭以後，我還坐在沙發上胡思亂想。
“難道我還要準備再進牛棚嗎？”我越想越糊塗了。
二月二十五日
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三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