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幾次夢見自己回到大唱“樣闆戲”的日子，醒來我總感覺心情很不舒暢。
二十年了！怎麼我還是這樣軟弱？在上一篇“随想”裡我提到重進“牛棚”割尾巴的事。
難道我真相信知識分子都有一條應當割掉的叫做“知識”的尾巴嗎？請不要笑我愚蠢，有一個時期，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我的确相信過，我甚至下過決心要讓人割掉尾巴，所以二十年前我給關進“牛棚”以後，還甘心做一輩子的“牛”，認為自己低人一等，而且十分羨慕那些自認為比我高一等的人。
當時隻有他們才有資格唱“樣闆戲”，哼“樣闆戲”。
無怪乎最近聽見人唱“樣闆戲”，即使是清唱也罷，我就記起我們曾經有過一個任意劃分人的等級的時代，一個把“知識”當做罪惡的尾巴的時代。
那難熬的、可怕的十年像一些巨大的鬼影又在我的眼前出現了。
我才明白我上次說“牛棚早給拆掉”，隻是一句空話。
那十年中間我進過各種各樣的“牛棚”，隻要有人作為“牛”給揪了出來，什麼房子都可以成為“牛棚”，無所謂“修”，也無所謂“拆”。
我至今心有餘悸，隻能說明我不堅強，或者我很軟弱。
但是十年中間我究竟見過多少堅強的人？經過接連不斷的大大小小的運動之後，我的不少熟人身上那一點鋒芒都給磨光了。
有人“畫地為牢”，大家都不敢走出那個圈圈，仿佛我們還生活在周文王的時代①。
包括我在内，我們都害怕“造反派”的“勒令”，這“勒令”其實也不過是一種封建的手段（“四人幫”販賣的全是封建的土産）。
在二十年後的今天我們的眼睛應該睜大了，應該是真正“雪亮”的了。
即使過去的許多“看牛人”現在還在各處活動，好像在等待什麼，但隻要我們不再走進“牛棚”，任何人的“金口玉言”，都不會有變人為獸的魔法。
沒有牛，再多的“看牛人”也起不了作用！
問題在于我們要嚴肅地對待自己，我們要尊重自己。
能做到這樣，就用不着害怕什麼了。
我那位決心“不再進牛棚”的朋友可能很有道理，我對他有了更多的好感。
下一次他來探病，我繼續同他交談。
他坐下來就問：“你現在還怕給人揪去割尾巴嗎？”不等我回答，他又接下去說：
“是不是有尾巴，你瞧，明明是在玩弄文字遊戲，大家卻這樣給擺弄了這麼些年。
多大的浪費！前不久我還在一份文學刊物上讀到一篇小說《五個女子和一根繩子》。
五個可愛的姑娘吊死在一根繩子上，她們還以為自己看見了天堂。
想着這些純潔的少女，我很難過，她們也是‘文革’的受害者。
各種各樣的人都成了這場‘文字遊戲’的受害者。
以反對知識開始的這場‘大革命’證明了一件事情：消滅知識不過是讓大家靠一根繩子走進天堂。
辦得到嗎？——”
我不等到他講完，便插嘴問：“那麼衙内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嗎？你上次這樣說過。
”
他明白地回答：“我今天還是這樣看。
你應該記得那年我們在奉賢五·七幹校，一起靠邊的老王幾次請假回家處理兒子的事情。
他們夫婦在兩個幹校學習、勞動，不得不把九歲的小孩留在家裡，鄰居也無法照顧，孩子開始落到小流氓手中，聽流氓的話幹起壞事來。
老王夫婦最後隻好把兒子送到甯波阿姨家中，請她代管。
這一類的事當時的确不少。
不讓父母管孩子，又沒有老師來管他們，他們怎麼能躲開流氓呢？沒有辦法的人就隻好丢下兒女讓流氓去擺弄了。
那些衙内在父母被當做‘走資派’或者‘叛徒’隔離審查、挨批鬥的時候，也曾落進流氓手中受過‘教育’，用各種方法給培養成一批現代的衙内。
在今天的電視劇、故事片裡面，你也會看到類似這樣的鏡頭。
你記不記得他們當初鼓動年輕學生抄家、打人、強占房屋、設司令部，你家裡樓下住房不是也給占去了嗎？六六年有個時期剛剛傳說不讓學生到處破四舊，張春橋馬上發表談話要學生繼續上街，晚上許多人家又遭了殃。
你還記得嗎？”
“我怎麼不記得，”我說，“那天晚上幾個中學生翻牆進來，帶頭的一個不過十四五歲，是從北京來的幹部子弟，就是他用銅頭皮帶打傷了蕭珊的眼睛。
他們鬧了幾個小時，最後把我和蕭珊，還有我兩個妹妹，還有我二十一歲的女兒全關在廁所裡面。
他們随意搬走了一些東西。
廁所的門并未上鎖，可是他們走後半個多小時，我們還不敢開門出去。
第二天早晨蕭珊向機關報告了，沒有用。
學生照樣地來，亂翻亂拿。
不過衣櫥、書架都由機關貼上了封條，還沒有人動過。
大約過了一年多，機關要我們全家搬到樓下去，把樓上的房間封起來。
接着大學生又‘進駐’了我們機關。
他們最初進來的時候，我們這些‘牛’都被叫去審問，大家跪在大廳裡，還有人給打掉了牙齒。
這機關就是當時的作協分會，作家們在這裡被當做‘牛’受盡折磨，真是莫大的諷刺！這大概是六八年一月下旬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