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曆史使我和朋友盧劍波都很感動。
劍波先給《新女性》寄稿，我看見劍波的文章發表了，便也寄了稿去，一共兩篇，都給采用了。
我同章并無私交，記得抗戰勝利後我回到上海，同索非在章家吃過一頓飯，卻想不起同章談過什麼事情。
索非同章處得不好，說他“刻薄”，一九四六年去台灣，便脫離開明一直留在那邊開辦新的書店。
全國解放後，一九五三年開明書店與青年出版社合并，章去哪裡工作，我并不清楚，當時我也很忙，隻能應付找上門來的事，後來聽說章做了“右派”，這時我記起了索非的話，我懷疑他是不是講話“刻薄”得罪了人。
想想二十年代的進步人士到五十年代卻會成為“右派分子”挨批挨鬥，有些惋惜。
有時我也暗暗地自言自語：“不管怎樣，他辦了開明書店，總算做了一件好事。
”
在五十年代，在六十年代，在可怕的“文革”期間，沒有人敢講這樣的話，也沒有人敢聽這樣的話，那個時候不僅是章老闆，還有幾個我在開明的熟人都給“錯劃為右派”，其中在抗戰期間“身經百炸”的盧芷芬先生甚至給送到北大荒去勞改，竟然死在那裡，據說他臨終前想“喝上一碗大米稀粥而不可得”。
這些人今天也許會在泉下拜讀新編的紀念文集，知道他們曾經為之獻身的事業也有好的傳統和好的作風，對祖國的文化積累也有貢獻，那麼我們也不必為過去的一切感到遺憾了。
二
我還要繼續講下去。
新編的紀念文集中有一幅三十年代的照片和一篇介紹這照片的文章，作者認為它是在書店成立十年紀念的日子拍攝的。
我看不是，那次的宴會是為了另一件事情，記得是為了減少“版稅”。
原來的稅率是初版抽百分之十五，再版抽百分之二十。
這次書店請客要求修改合同，不論初版再版一律支付百分之十五。
我聽索非說，在開明出書拿版稅最多的是英語教科書的編者林語堂，其次就是夏丏尊，他翻譯的《愛的教育》當時是一本暢銷書。
他們兩位同意減少稿費，别人就不會有意見了。
我對稿費的多少本無所謂，隻要書印得幹幹淨淨，裝得整整齊齊，我就十分滿意，何況當時在開明出書的作者中我還是無足輕重的一個。
後來在抗戰期間開明幾次遭受較大的損失後又減過一次“版稅”，稅率減為一律百分之十，大概是在一九四一年吧，我第二次到昆明，盧芷芬給我看一封開明負責人的來信，要他跟我商談減少稿費的事情。
那個時候我在開明已經出了不少作品，跟書店的關系比較密切，書店又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我在内地各個分店結交了不少朋友。
書店的情況我也熟悉，它提出減少稿費，我不好意思斷然拒絕。
而且我個人對稿費的看法，一直不曾改變，今天還是如此。
讀者養活我，我為他們寫作。
我在這裡重提這件事情，不過說明開明書店畢竟是一家私營企業，為了發展這個事業，它還要考慮賺錢，它似乎并沒有講過要“為人民服務”。
不用說，它即使講了，我也不會相信，因為根據我多年的經驗，喜歡講漂亮話的人做起事來不見得就漂亮。
但是我同開明接觸多年，我始終保留着好的印象，有兩點我非常欣賞：一是它沒有官氣，老老實實，以平等的态度對待作者；二是不向錢看，辦書店是為了繁榮祖國的文化事業，隻想勤勤懇懇認真出幾本好書，老老實實給讀者送一點溫暖。
作為讀者，作為作者我都把開明看做忠實的朋友。
上面提到的那位開明負責人便是後來的總經理範洗人，我那些熟人中他“走”得最早，我也隻有在他一個人的靈前行禮告别，那是在一九五一年，開明還不曾結束。
記得在抗戰後期我在上海、在桂林、在重慶常見到他，同他一起喝過酒，躲過警報，吃過狗肉，可惜我的酒量比他差得遠。
那些年我寫文章、辦書店、談戀愛，各處奔跑。
最後離開廣州和桂林，兩次我幾乎都是“全軍覆沒”，一九三八年“逃難”到桂林，連過冬的衣服也沒有。
在狼狽不堪的日子裡我常常得到開明的支持。
可以說，沒有開明，就不會有我這六十幾年的文學生活。
當然我也會活下去，會繼續寫作，但是我不會編印文化生活社出的那許多書，書印出來就讓敵軍的炸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