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就知道作者在寫他自己。
一九二八年年初我譯完《薇娜》，從沙多—吉裡寄給索非，這年八月下旬我離開沙多—吉裡時就收到開明出的那本小書。
接着在将近兩個月的巴黎小住中，作為消遣我翻譯了全本《夜未央》，回國後交給另一家書店刊行，譯本最初的名字是《前夜》，印過一版，一九三七年在文化生活社重排時我便改用李石曾用過的舊譯名，因為開明版的《薇娜》早已停版，那個短篇也由我編入另一本譯文集《門檻》了。
請原諒我在這裡唠叨，離開題目跑野馬。
這的确是我幾十年文學工作中治不好的老毛病，但這樣東拉西扯也可以說明我那幾年的思想情況和精神狀态：我很幼稚，思想單純，可是愛憎非常強烈，感情也很真摯。
有一個時期我真相信為萬人謀幸福的新社會就會和明天的太陽一起出現；又有一個時期我每天到巴黎先賢祠廣場上盧騷（梭）銅像前訴說我的痛苦，我看不見光明。
我寫作隻是為了在生活道路上邁步，也可以說在追求，在探索，也就是在生活。
所以我為了最初出版的書不好意思收取稿費，我或者把“版稅”送給朋友，或者就放棄稿酬。
當然開明書店是照付“版稅”的。
它是作家和教師辦的書店，因此對每一位作者不論他的書是否暢銷，它一樣地對待，一種書售缺了，隻要還有讀者，就給安排重印。
我最初寫作不多，後來發表稿子的地方多起來，出書的機會就多了，向我組稿的人也逐漸增加。
我從法國回來，和索非住在一起，在閘北寶山路寶光裡一幢石庫門樓房，他同新婚的妻子住在二樓，我住在樓下客堂間。
那些雜志的編輯先生大都知道我是開明的作者，又有個朋友在開明工作，他們向我要稿就找索非接洽，我寫好稿子也請索非帶出去，我的小說就這樣給送到各種各樣的報刊，用不着我攜帶稿子去拜訪名人，我隻消拿着筆不斷地寫下去。
我有話要說，我要把自己心裡的東西傾倒出來。
我感覺到我有傾吐不盡的感情，無法放下手中的筆，常常寫一個通宵，文章脫稿，我就沉沉睡去，稿子留在書桌上，索非離家上班會把它送出去。
我不去拜會編輯，也少有人知道我的真名實姓，我并不為我的文章操心，反正讀者要看，我的作品就有發表和出版的地方，人們把稿費送到開明書店，索非下班後會給我帶來。
我一個人生活簡單，過日子并不困難，我的朋友不算多，但都很慷慨，我常常準備要是文章無處發表，我就去朋友家做食客。
所以我始終不把稿費放在心上，我一直将“自己要說話”擺在第一位，你付稿費也好，不付也好，總之我不為錢寫作，不用看行情下筆，不必看臉色揮毫。
我還記得有一個時期在上海成立了圖書雜志審查會，期刊上發表的文章都得接受審查，我有半年多沒有收取稿費，卻在朋友沈從文家中做客，過着閑适的生活，後來又給振铎、靳以做助手編輯《文學季刊》，做些義務勞動。
此外我還可以按時從開明書店拿到一筆“版稅”，數目雖小，但也可以解決我一個人的生活問題。
一九三二年後我不同索非住在一起了，但我和開明的關系并沒有什麼變化，索非和開明照常替我轉信；我的作品不斷地增多，也有了來找我約稿的人。
我把稿子交給别家書店出版，開明不反對，後來我把賣給别人的三本短篇集和其他的書收回來送到開明去，開明也會收下，給印出來。
在開明主持編輯事務的是夏丏尊，他就是當時讀者衆多的名著《愛的教育》的譯者，他思想“開明”，知道我寫過文章宣傳無政府主義，對我也并不歧視。
我感謝他，但我很少去書店，同夏先生見面的機會不多，更難得同他交談。
我隻記得抗戰勝利後我第一次回上海，他來找我，坐了不到一個小時，談了些文藝界的情況和出版事業的前景，我們對國民黨都不抱任何希望。
他身體不好，近幾年在上海敵占區吃夠了苦，臉上還帶病容。
這是我最後一次看見他，他同我住在一個弄堂裡，可是我不久又去重慶，第二年四月在那裡得到了他的噩耗。
我和章錫琛“老闆”也不熟，他因為寫了反對封建主義的文章被迫脫離《婦女雜志》，才動手創辦《新女性》月刊。
他這段反封建的個人奮鬥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