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丁玲同志一樣，我的第一本小說也是由葉聖陶老人介紹給讀者的，不過晚幾個月。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上旬我從法國回到上海，丁玲的短篇集《在黑暗中》在開明書店出版，受到人們的注意。
我并不認識葉聖老，也不曾跟他通過信，我後來托索非把中篇小說《死去的太陽》轉給《小說月報》時，他早已不代編《月報》了。
我還在《月報》上發表過幾個短篇。
葉聖老在一九三一年也曾向索非要過我的稿子，是為了他主編的《婦女雜志》組稿（好像他擔任這個職務并不久）。
我寫了《亞麗安娜》交給索非轉過去。
那是一個波蘭革命姑娘的真實故事。
小說很快就刊了出來。
其實說快，也是在幾個月之後，當時商務印書館發行的幾種雜志都脫期，而且總是落後幾個月。
但它們都是名牌刊物，獨家經營，沒有競争對手，不愁賣不出去，因此脫期成了家常便飯。
我隻記得我拿到發表《亞麗安娜》的那期刊物時，葉聖老已經離開《婦女雜志》，或者甚至離開了商務印書館。
我以後也就不曾再給《婦女雜志》寫稿，因為新的主編思想右傾。
那個時候情形複雜，但又有趣，人們并不随便把别人劃成“右派”，也不需要請人給自己戴上帽子。
不過進步與落後的劃分卻是十分明顯、非常自然。
即使你有錢有勢，讀者也不會跟着你跑。
商務印書館那些雜志經常變換它們的主編，官方施加壓力，刊物便朝右擺。
過了一段時間刊物又逐漸恢複本來面目，因為它們不願被讀者抛棄。
但是第二年初“一·二八”上海事變發生，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給日軍炮火轟毀，這以後除了《東方雜志》不久複刊外，其他的刊物都自動停刊。
《東方雜志》由胡愈之繼續編了一個時期，我的中篇小說《新生》的初稿，一九三二年同《小說月報》編輯部一起燒成灰燼，我重寫了它，一九三三年《東方雜志》連載了《新生》的第二稿，徐調孚兄為它花費了不少的心血。
《小說月報》停刊後，調孚兄去開明書店工作，業餘為《東方雜志》編輯文藝欄，每期發表兩三篇作品。
《東方雜志》月出兩冊，辦得很精彩，思想進步，受讀者歡迎。
但是不說也想得到，從上面來了壓力，南京講話了。
然後愈之離開，換上汪精衛派的李聖五，他把雜志抓在手裡，一直到抗戰爆發，雜志停刊，他跟着主子走上了絕路。
葉聖老離開商務後到開明書店編《中學生》月刊，我原是這雜志的撰稿人，也繼續為它寫稿。
但我很少有機會見到葉聖老。
我不和索非住在一起的那一段時期中，先在我舅父家住了将近一年，以後又去南北一些地方旅行，我不是為了遊山玩水，隻是去尋求友誼。
我認識了不少的朋友，為這些朋友我寫了更多的文章。
直接向我組稿的人多起來了。
我無法隐姓埋名，隻好用文章應酬朋友，于是我成了所謂“多産”的作家，在各種各樣的刊物上都出現了我的名字。
我在一篇題作《靈魂的呼号》的序文中訴苦說：“拿文章來應酬，到後來就是拿名字來應酬，自己糟蹋文章，糟蹋名字，到後來就是文章和名字被人糟蹋……”不過我又說：“我的文章是寫給多數人讀的。
我永遠說自己想說的話。
……”記得就是在這個時期葉聖老和調孚兄托索非帶口信來，勸我慎重發表文章，我沒有認真考慮他們的意見，可是我感謝他們的關心。
特别是對葉聖老，我漸漸地領會到他把我送進文壇後，雖然很少跟我接觸，很少同我交談，卻一直在暗中注視着我。
我常常這樣想，也仿佛常常看見那張正直、善良的臉上的笑容，他不是在責備我，他是在鼓勵我。
即使失去了信心，我也會恢複勇氣，在正路上繼續前進。
我指的不僅是寫作的道路，還有做人的道路。
這樣的朋友我不止有一位，但葉聖老還是我的老師。
這樣的老師我也有不止一位，而葉聖老還是我的頭一本小說的責任編輯。
我還說過他是我的一生的責任編輯，我的意思是——寫作和做人都包括在内。
當然我的一切應當由我自己負責，但是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我每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