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年國内出版界為了紀念開明書店創建六十周年，召開座談會，編印紀念文集，有幾位朋友希望我有所表示。
我患病在家，不能到會祝賀，想寫文章，思想不集中，揮毫又無力，隻好把一切推給渺茫的未來。
現在我已經不為任何應景文章發愁了，我說過：“靠藥物延續的生命，應該珍惜它，不要白白地浪費。
”但怎樣照自己的想法好好地利用時間呢？我不斷思考，卻還不曾找到一個答案。
我始終相信未來，即使未來像是十分短暫，而且不容易讓人抓住，即使未來好像一片有顔色、有氣味的濃霧，我也要迎着它走過去，我不怕，穿過大霧，前面一定有光明。
《我與開明》雖然是别人出的題目，但“回顧過去”卻是我自己的事情。
每天清早，我拄着手杖在廊下散步，邊走邊想。
散步是我多年的習慣，不過現在走不到兩圈，就感到十分吃力，仿佛水泥地在腳下搖晃，身子也立不穩。
我隻好坐在廊上休息。
望着尚未發綠的草地上的陽光，我在思考，我在回顧。
《我與開明》這個題目把未來同過去連接在一起了。
這一段長時間裡，我不曾在紙上落筆，我的思想卻像一輛小車繞着過去的幾十年轉來轉去，現在的确是應該寫總結的時候了。
可以說，我的文學生活是從開明書店開始的。
我的第一本小說就在開明出版，第二本也由開明刊行。
第二本小說的原稿曾經被《小說月報》退回，他們退得對，我自己也沒有信心将原稿再送出去，後來……過了一個時期我在原稿上作了較大的改動，送到開明書店，沒有想到很快就在那裡印了出來。
這小說便是《死去的太陽》，它是一部失敗的作品。
所以在談到開明時我想這樣說：開明很少向我組稿，但從第一本小說起，我的任何作品隻要送到開明去，他們都會給我出版。
我與他們并無特殊關系，也沒有向書店老闆或者任何部門的負責人送過禮，但也可以說我和書店有一種普通關系，譬如，淡淡的友情吧。
書店的章錫琛“老闆”當初離開商務印書館創辦《新女性》的時候，我給這份月刊投過稿（我翻譯過一篇愛瑪·高德曼的論文《婦女解放的悲劇》）。
後來在我去法國的前夕，我的朋友索非做了這個新書店的職員，他寫的那本回憶錄《獄中記》也交給書店排印了。
關于我的小說《滅亡》的寫成與發表的經過，我自己講得很多，不用再啰嗦了。
葉聖陶同志就是在開明見到我從法國寄回來的原稿，拿去看了以後，才決定發表它的。
索非進開明可能是由于胡愈之同志的介紹，他和愈之都學過世界語，他認識愈之，我一九二八年初秋從沙多—吉裡到巴黎，才第一次見到愈之，這之前隻是一九二一年在成都同他通過一封信。
我在巴黎大約住了兩個月，常常到愈之那裡去。
愈之當時還是《東方雜志》的一位負責人，那個時候全世界正在紀念列夫·托爾斯泰誕生一百周年，巴比塞主編的《世界》上發表了一篇托洛茨基的《托爾斯泰論》，愈之要我把它翻譯出來，我在交給他的譯稿上署了個筆名：“巴金”。
我寄給索非的《滅亡》原稿上署的也是這個名字。
可是我的小說下一年才在《小說月報》上分四期連載，《東方雜志》是綜合性的半月刊，紀念列夫·托爾斯泰的文章在本年就發表了。
這是我用“巴金”這個名字發表的第一篇文章。
《滅亡》就在《月報》連載的同一年（一九二九年）由開明書店出版，稿子是索非交去的，作為他主編的《微明叢書》的一種。
這個袖珍本的叢書在開明一共出了八種，其中還有索非自己寫的《獄中記》等三部，我寫的《死去的太陽》和我譯的日本秋田雨雀的短劇《骷髅的跳舞》，蘇聯阿·托爾斯泰的多幕劇《丹東之死》，後面兩部小書都是從世界語譯出的。
還有一種《薇娜》是索非把我新譯的短篇小說和李石曾的舊譯四幕劇《夜未央》編輯成冊的，它們是同一位年輕的波蘭作家廖·抗夫的作品。
《薇娜》是我翻譯的第一篇小說，我隻知道抗夫寫過《夜未央》，我在十六七歲時就讀過它，我的朋友們還在成都演過這本描寫一九○五年俄國革命的很感人的戲。
一九二七年我在巴黎買到《夜未央》的法文本，卷首便是小說《薇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