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時候我在《随想錄》裡記下了同朋友的談話，我說“最好建立一個‘文革’博物館”。
我并沒有完備的計劃，也不曾經過周密的考慮，但是我有一個堅定的信念：這是應當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館，每個中國人都有責任。
我隻說了一句話，其他的我等着别人來說。
我相信那許多在“文革”中受盡血與火磨煉的人是不會沉默的。
各人有各人的經驗。
但是沒有人會把“牛棚”描繪成“天堂”，把慘無人道的殘殺當做“無産階級的大革命”。
大家的想法即使不一定相同，我們卻有一個共同的決心：決不讓我們國家再發生一次“文革”，因為第二次的災難，就會使我們民族徹底毀滅。
我決不是在這裡危言聳聽，二十年前的往事仍然清清楚楚地出現在我的眼前。
那無數難熬難忘的日子，各種各樣對同胞的傷天害理的侮辱和折磨，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忠奸不分、真僞難辨的大混亂，還有那些搞不完的冤案，算不清的恩仇！難道我們應該把它們完全忘記，不讓人再提它們，以便二十年後又發動一次“文革”拿它當做新生事物來大鬧中華？！有人說：“再發生？不可能吧。
”我想問一句：“為什麼不可能？”這幾年我反複思考的就是這個問題，我希望找到一個明确的回答：可能，還是不可能？這樣我晚上才不怕做怪夢。
但是誰能向我保證二十年前發生過的事不可能再發生呢？我怎麼能相信自己可以睡得安穩不會在夢中揮動雙手滾下床來呢？
并不是我不願意忘記，是血淋淋的魔影牢牢地揪住我不讓我忘記。
我完全給解除了武裝，災難怎樣降臨，悲劇怎樣發生，我怎樣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淵，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我不曾滅亡，卻幾乎被折磨成一個廢物，多少發光的才華在我眼前毀滅，多少親愛的生命在我身邊死亡。
“不會再有這樣的事了，還是揩幹眼淚向前看吧。
”朋友們這樣地安慰我，鼓勵我。
我将信将疑，心裡想：等着瞧吧，一直等到宣傳“清除精神污染”的時候。
那一陣子我剛剛住進醫院。
這是第二次住院，我患的是帕金森氏綜合症，是神經科的病人。
一年前摔壞的左腿已經長好，隻是短了三公分，早已脫離牽引架；我拄着手杖勉強可以走路了。
讀書看報很吃力，我習慣早晨聽電台的新聞廣播，晚上到會議室看電視台的新聞聯播。
從下午三點開始，熟人探病，常常帶來古怪的小道消息。
我入院不幾天，空氣就緊張起來，收音機每天報告某省市領導幹部對“清污”問題發表意見；在熒光屏上文藝家輪流向觀衆表示清除污染的決心。
聽說在部隊裡戰士們交出和女同志一起拍攝的照片，不論是同親屬還是同朋友；又聽說在首都機關傳達室裡準備了大堆牛皮筋，讓長發女人紮好辮子才允許進去。
我外表相當鎮靜，每晚回到病房卻總要回憶一九六六年“文革”發動時的一些情況，我不能不感覺到大風暴已經逼近，大災難又要到來。
我并無畏懼，對自己幾根老骨頭也毫無留戀，但是我想不通：難道真的必須再搞一次“文革”把中華民族推向萬劫不複的深淵？仍然沒有人給我一個明确的回答。
小道消息越來越多。
我仿佛看見一把大掃帚在面前掃着，掃着。
我也一天、兩天、三天地數着，等着。
多麼漫長的日子！多麼痛苦的等待！我注意到頭上烏雲越聚越密，四周鼓聲愈來愈緊，隻是我腦子清醒，我還能夠把當時發生的每一件事同上次“文革”進展的過程相比較。
我沒有聽到一片“萬歲”聲，人們不表态，也不繳械投降。
一切繼續在進行，雷聲從遠方傳來，雨點開始落下，然而不到一個月，有人出來講話，掃帚掃不掉“灰塵”，密雲也不知給吹散到了何方，吹鼓手們也隻好銷聲匿迹。
我們這才免掉了一場災難。
一九八四年五月在日本東京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