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直待在上海，一定知道真實情況。
晚上我睡前在日記裡寫了這樣一段話：“一點半同蕭珊雇三輪車去作協。
兩點在大廳開全體大會批判葉以群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
四點後休息。
分小組開會，對葉以群最後的叛黨行為，一緻表示極大憤慨。
五點半散會。
”我動着筆，不加思考，也毫不遲疑，更沒有設身處地想一想亡友一家人的處境。
我感到疲乏，隻求平安過關。
一個月後一天上午，我剛剛上班就給“造反派”押着從機關回家，看他們“執行革命行動”。
他們搜查了幾個小時，帶走了幾口袋的東西，其中就有這幾年的日記。
日記在機關裡放了将近十一年，不知道什麼人在上面劃了些紅杠杠，但它們終于回到我手邊來了。
都是我親筆寫的字。
為了找尋關于以群死亡的記錄，我一頁一頁地翻看，越看越覺得不是滋味，也越是瞧上面起自己。
那些年我口口聲聲“改造自己”，究竟想把自己改造成為什麼呢？我不用自己腦筋思考，隻是跟着人舉手放手，為了保全自己，哪管犧牲朋友？起先打倒别人，後來打倒自己。
所以就在這個大廳裡不到兩個月後，我也跟着人高呼“打倒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巴金”了。
想想可笑，其實可恥！甚至在我甘心徹底否定自己的時候，我也有兩三次自問過：我們的文化傳統哪裡去了？我們究竟有沒有友情？我們究竟要不要真實？為什麼人們不先弄清是非，然後出來表态？不用說我不會得到答複。
今天我也常問：為什麼那些年冤假錯案會那樣多？同樣也沒有人給我回答。
但是我的腦子比較清醒了。
“文革”期間冤死的我的朋友中，以群是第一個，據說他是在八月二日上午跳樓自殺的。
可是一直到今天我還弄不清楚他被迫跳樓的詳情。
我主持了為他平反昭雪的追悼會，宣讀了悼詞，我隻知道他是讓人以“莫須有”的罪名逼死的，但是真實的具體情況，就是說應當由什麼人負責，我仍然不很明白，也許我永遠不會明白了，因為大家都習慣于“别人說了算”，也從不要求知道真實。
我知道以群的死是在他逝世後的一周，知道老舍的“玉碎”①卻是在他自殺後的一段長時期，知道傅雷的絕筆則是在他辭世後的若幹年了。
通過十幾年後的“傅雷家書墨迹展”，我才看到中國知識分子的正直、善良的心靈，找到了真正的我們的文化傳統。
“土可殺，不可辱！”今天讀傅雷的遺書我還感到一股顯示出人的尊嚴的正氣。
我常用正直、善良的形容詞稱贊我的一些朋友，它們差不多成了我的口頭禅，但是用在每一位亡友的身上，它們放射出一種獨特的光芒。
在“文革”中冤死的知識分子何止千萬，他們樹立了一個批判活命哲學的榜樣。
我記得在反右時期還寫過文章批駁“不可辱論”，我贊同打掉知識分子的架子和面子。
我寫這種文章其實也是為了活命。
當時我就在想：人要是不顧全面子，那麼在生死關頭，什麼事都幹得出來。
天保佑！我還沒有遇到這樣的機會，亡友們又接連不斷地給我敲響了警鐘。
以群死了，對羅荪的批判照常進行。
機關的革命派動員我寫揭發羅荪的材料，創作組的頭頭也要我寫揭發孔和别人的大字報。
我不會編造，隻能寫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革命派不滿意。
壓力越來越大，攻擊我的大字報漸漸地多了起來。
作家中王西彥是最先給“抛”出來的。
他自己後來說：“我一覺醒來，才知道已經給市長點了名成了反革命。
”吳強和魏金枝先後被趕出創作組，師陀接着也靠了邊。
我還在掙紮，有一天上午我去機關，創作組隻到了柯靈、白危和我三個，有人告訴我們，别人都有事，要我們到資料室找個地方自學。
以後我們三個人，就脫離了創作組在資料室二樓自學。
說是自學，也無非寫點交待檢查。
形勢越來越緊，我也看得出來對我的包圍圈越來越縮小，但是我還在安慰自己：組織上對待我跟對待師陀他們還是有區别的。
他們學習的地方在食堂，每天還得做點輕微的勞動。
但是過了幾天，柯靈就給電影廠揪走了。
隻有白危和我還在資料室學習。
到九月初有人（一位工人作家）來通知我說我态度不老實，革命群衆要對我采取行動，于是開始了第一次的抄家。
這次抄家從上午抄到下午，連吃中飯的時間在内大約有六七個小時（來抄家的“革命派”也在我們家吃飯，飯菜由裡委會送來）。
後來聽人說“這次抄家還是保護性的抄家，上面叫多帶些封條來”。
原來還有所謂“毀滅性的抄家”，就是将你家裡的一切壇壇罐罐全部砸光，或者叫你掃地出門。
我們機關害怕外面有人“乘火打劫”，或者搞“毀滅性抄家”，便先動手将我的書櫥全部貼上封條，把重要的東西完全帶走。
臨走時，革命派還貼了一張揭發我的罪行的大字報在我家門廊的入口處，一位頭頭威脅地對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