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熱不能工作，我常常坐在藤椅上苦思。
腦子不肯休息，我卻奈何不得。
“文革”發動到現在整整二十年了。
這是我後半生中一件大事，忘記不了，不能不讓它在腦子裡轉來轉去，因此這些天我滿腦子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
前些時候我回憶了第二次住院初期的那一段生活，仿佛重溫舊夢，又像有人在我面前敲警鐘。
舊夢也罷，警鐘也罷，總有一點隔岸觀火的感覺。
不像刑場陪綁，渾身戰栗，人人自危，隻求活命，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賣别人，出賣一切美好的事物。
那種日子！那種生活！那種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真是一片黑暗，就像在地獄裡服刑。
我奇怪當時我喝了什麼樣的迷魂湯，會舉起雙手，高呼打倒自己，甘心認罪，讓奪去我做人的權利。
我不是在講夢話，一九六六年我的确做過這樣的事情。
迷魂湯在我身上起過十年的作用。
在一九八三年它還想再一次把我引入夢境，但是用慣了的魔法已經失去迷魂的力量，我說：“我要睜大兩隻眼睛，看你怎樣卷土重來。
”結果過去的還不是終于過去！我才懂得維護自己權利的人不會被神仙、皇帝和救世主吞掉，因為世界上并沒有神仙、皇帝和救世主。
事情就是這樣：十歲以前我相信鬼，聽見人講鬼故事就想到人死後要經過十座閻王殿，受拷問，受苦刑，我吓得不得了。
不但自己害怕，别人還拿各種傳說和各樣圖畫來吓唬我。
那些時候我整天戰戰兢兢，擡不起頭，的确感到“沒勁”。
後來不知道怎樣，我漸漸地看出那些拿鬼故事吓唬我的人自己并不信鬼，我的信仰便逐漸消失，終于完全消失。
到十五歲的時候可以說我完全不信鬼了。
而且說也奇怪，從此連鬼影也看不見了。
今天回想起二十年前的舊事，我不能不發生一個疑問：“要是那個時候我沒有喝迷魂湯又怎麼樣？”我找到的回答是：倘使大家都未喝過迷魂湯，我們可以免掉一場空前的大災難；倘使隻有少數幾個人清醒，我可能像葉以群、老舍、傅雷那樣走向悲劇的死亡。
在“文革”受害者中間我隻提到三位亡友的名字，因為他們是在這次所謂“革命”中最先為他們所愛的社會交出生命的人。
但是他們每一個都留下不少的作品，讓子孫後代懂得怎樣愛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人民。
當時大家都像發了瘋一樣，看見一個熟人從高樓跳下，毫無同情，反而開會批鬥，高呼口号，用惡毒的言詞攻擊死者。
再回顧我自己的言行。
我出席了那次作家協會分會召開的批判大會。
這年六月初。
我因參加亞非作家北京緊急會議，在北京等地待了兩個月，七月底才由杭州回到上海，八月初在上海送走外賓，然後回機關參加“運動”。
我在作協分會一向隻是挂名，從不上班辦公。
這次運動稱為“大革命”，來勢很猛，看形勢我也知道自己“在劫難逃”，因為全國作家大半靠邊，亞非客人在西湖活動三天，卻不見一位當地作家出來接待，幾位北京來的熟人在上海機場告别時都暗示不知什麼時候再見，連曹禺也是這樣。
我看見他們上了飛機，忽然感到十分孤獨，我知道自己無路可走了，内心空虛得很。
解放後雖然學習不斷，運動不斷，然而參加“文革”這樣的“運動”我一點經驗也沒有。
回到機關我才知道給編在創作組裡學習。
機關的“運動”由上面指定的幾人小組領導。
創作組組長是一位工人作家，有一點名氣，以前看見我還客客氣氣地打招呼，現在見面幾次，非常冷淡，使我感覺到他要同我“劃清界限”了，心裡更加害怕，可以說是自己已經解除了武裝。
我們開會的大廳裡挂滿了大字報，每一張都是殺氣騰騰，絕大多數是針對葉以群、孔羅荪兩人的，好像全是判決書。
也有幾張批判我的大字報，講到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二次文代會上的發言，措辭很厲害，我不敢看下去。
我走進大廳，就仿佛進了閻王殿一樣。
參加學習後我每天都去機關開會，起初隻是得到通知才去，後來要按時上班，再後便是全天學習，最後就是隔離審查，由人變“牛”。
這是我回機關報到時萬萬想不到的。
我七日到組學習，十日下午便在機關參加批判以群的大會，發言人沒頭沒腦地大罵一通，說以群“自絕于人民”，聽口氣好像以群已經不在人世，可是上月底我還瞥見他坐在這個大廳裡埋着頭記筆記。
總之不管他是死是活，主持大會的幾個頭頭也不向群衆作任何解釋，反正大家都順從地舉手表示擁護，而且做得慷慨激昂。
我坐在大廳裡什麼也不敢想，隻是跟着人們舉手，跟着人們連聲高呼：“打倒葉以群！”我注意的是不要讓人們看出我的緊張，不要讓人們想起以群是我的朋友。
大會連小會開了将近三個半小時，會後出來，一個熟人小聲對我說：“不要把以群的消息講出去。
”我打了一個冷噤。
她是專業作家，又是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