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起來，要在這廢墟上重建起九重的寶塔，懷着這樣大的志願的人是有的。
我們的‘耶稣’就是其中一個；還有XXX。
這兩人将永遠為我一生最敬愛的朋友吧。
”後面還有關于另一位朋友的三句話。
但是在一九六一年五月南國出版社版《點滴》中這一段話從“我們的耶稣”起卻改為“朋友Y就是其中的一個。
雖然他有着病弱的身體，但是他卻在做着一個健康人的工作。
他将永為我的敬愛的朋友吧。
他的質樸、勇敢和堅定在我的胸膛裡點起了長明燈。
”這最後一句原來也有，但它是用來講另一個朋友的，在這個修改本中另一個朋友的名字給删掉了，我就改用它來贊美葉非英，覺得更恰當些，因為我從日本回上海，聽說另一個朋友已經作了官。
這也說明我寫文章，談印象，發議論，下結論，常常有些誇張，輕易相信一時的見聞，感情沖動時自己控制不住手中的筆。
一九七八年我在兩卷本《選集》後記中說：“我也曾把希望寄托在幾位好心朋友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去看它們，或者用夢代替現實，我寫過一些宣傳、贊美的文章，結果還是一場空。
”這些話有點像檢讨，其實是在替自己解釋，但“還是一場空”，卻是我的真實的感受。
上面說的這次修改是什麼時候搞的，我已經記不起了，南國出版社印的是“租型本”，紙型一定是早改好的，那麼可能是解放初期的改訂本。
我又翻看一九六一年十月出版的《文集》第十卷，《月夜》還給保留着，可是關于“朋友Y”的整整一段都沒有了，代替它的是六個虛點，說明這裡有删節。
這删節和上一次的删改都是我自己動手做的，用意大概就是讓讀者忘記我在福建有過幾個辦教育事業的朋友，省得在每次運動中給自己添麻煩。
我今天還感到内疚，因為删節并不止一次。
我編印《文集》第十卷，還删去了《短簡》中的那篇《家》，那是一九三六年寫的一篇書信體散文，後來收在《短簡》集裡，一九三七年和四九年共印過兩版，文章裡也提到“被我們稱為耶稣的人”，我接着說：“他的病怎樣了？他用工作征服了疾病，用信仰克服了困難。
我從沒有見過如此大量，如此勇敢的人。
大家好惜他吧，比愛自己還多地愛這個人吧。
《短簡》以後不曾重印，編入《文集》時我删去了這封公開信。
這也就是所謂“劃清界限”吧。
我隻說“感到内疚”，因為我當時删改文章确有“一場空”的感覺，我也為那些過分的贊美感到歉意。
所以我重讀舊作，并不臉紅，我沒有發違心之論。
不像我寫文章同胡風、同丁玲、同艾青、同雪峰“劃清界限”，或者甚至登台宣讀，點名批判，自己弄不清是非、真假，也不管有什麼人證、物證，别人安排我發言，我就高聲叫喊。
說是相信别人，其實是保全自己。
隻有在“反胡風”和“反右”運動中，我寫過這類不負責任的表态文章，說是“劃清界限”，難道不就是“下井投石”？！我今天仍然因為這幾篇文章感到羞恥。
我記得在每次運動中或上台發言，或連夜執筆，事後總是慶幸自己又過了一關，頗為得意，現在看來不過是自欺欺人。
終于到了“文革”發動，我也成為“無産階級專政死敵”，所有的箭頭都對準我這個活靶子，除了我的家人，大家都跟我“劃清界限”，一連十載，我得到了應得的懲罰，但是我能說我就還清了欠債嗎？
二
近兩三年我的記憶力衰退很快又很顯著。
《文集》第十卷中明明有《黑土》，《黑土》中明明有《南國的夢》，我拿着書翻了兩天，隻顧在《旅途随筆》中追尋《南國的夢》。
隻有寫完本文的第一節，昨天我才發現在另一篇《南國的夢》裡我的确寫了不少葉非英兄的事情。
說不少其實也不算多，因為我同非英就隻見面幾次。
用《南國的夢》作題目，我寫過兩篇短文，第一篇是一九三三年春天在廣州寫的，那時我剛剛去過泉州，在他的學校裡住了一個多星期，帶走了較深的印象，我一直在思考，我的心始終無法平靜，我又準備到廣東朋友新辦的鄉村師範去參觀，因此文章寫得短，也沒有講什麼事情。
第二篇是一九三九年春天在上海脫稿的，我從桂林經過溫州坐船回到上海，不久在報刊上看到日本侵略軍占領鼓浪嶼的消息，想念南國的朋友和人民，在痛苦和激動的時候我寫了像《南國的夢》那樣的“回憶”文章，叙述了我三訪泉州和幾遊鼓浪嶼的往事。
我手邊沒有當時在上海刊行的文學小叢書《黑土》，不過我記得它就隻印過一次，一九五九年我編印《文集》第十卷時對這篇回憶也不曾作過大的改動，我隻是在文章的最後加了一個腳注。
我這樣說：
這篇回憶是在我十分激動的時候寫成的。
我當時寫的并不是真實的人，大部分是我自己的幻想。
一九四七年我在上海再見到“耶稣”，我對他的看法已經改變了。
我最近在一篇文章裡說過這樣的話：“我也曾把希望寄托在幾位朋友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去看他們，或者用夢想代替現實，用金錢編織的花紋去裝飾它們，結果還是一場空，我不僅騙了自己，也騙了别人。
”用這幾句話解釋以上的兩篇回憶，也很恰當。
對！這就是那位寫信人，那位朋友的朋友所指的“劃清界限”的文章吧。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