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加上這個“腳注”，隻是為了回顧過去，解剖自己，也是為了保護自己。
的确在當時表态就是檢讨，就是認罪，就是坦白，“坦白”就可以得到從寬處理。
我好像還不知道葉非英和曾在廣東辦學的陳洪有都給劃成了“右派”，我的朋友中作為“右派”受到批判的人已經不少了。
據說我在一九五七年“漏了網”，五八年幾次受批判，特别是在第四季度所謂“拔白旗”運動中被姚文元一夥人揪住不放，在三個刊物裡讨論了整整三個月。
我内心相當緊張，看不清楚當前的形勢，從鳴放突然“轉化”為“反右”，仿佛給我當然一棒，打得我頭昏眼花，渾身打戰。
五八年因為一篇批評法斯特的文章我主動地寫過兩次檢查。
為了慶祝建國十周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約我編輯《巴金選集》。
責任編輯看了全稿，還希望我寫一篇表态的“前言”“後記”。
我不想寫，卻又不能不寫。
在《文藝報》上發表的《法斯特的悲劇》記憶猶新。
我戰戰兢兢，仿佛大禍就要臨頭，一方面挖空心思用自責的文字保護自己，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不讓自己的怨氣在字裡行間流露。
“後記”寫成，我把它寄給出版社，算是完成了任務。
沒有想到不久曹禺經過上海，到我家來看了我這篇“後記”的底稿，認為它“并不是心平氣和地寫出來的”，說是我有委屈，他回到北京便對荃麟同志講了。
荃麟和曹禺一樣，不贊成用這“後記”，他們都認為“不大妥當”。
他後來征得我的同意，就讓出版社取消了它，改用一篇“出版說明”。
荃麟當時是中國作協的黨組書記，我感謝他對我的關心，不過我也有我的想法，既然寫出來了，表一表态也沒有害處。
這些年運動不斷，日子不會好過，我把抽出的“後記”保留下來，我想會用得着它，不久我便摘出一部分作為散文《我的幼年》的腳注塞進我的《文集》第十卷。
《南國的夢》的腳注中引用的幾句話也是從那篇“後記”中摘錄下來的。
這是一九五九年的事，十九年後人民文學出版社又約我編輯《選集》，那篇難忘的“後記”在我享受抄家的“政治待遇”後十一年又回到我的手邊，我無意間翻出它，重讀一遍，略加删改，就放在新的《選集》裡面。
我什麼話也沒有講，我心裡想着一個朋友。
在姚文元一夥人圍攻我的時候，他安慰過我。
可是在“文革”發動以前，一九六四年底，他就因所謂“中間人物論”受到了嚴厲的批判，我在全國人代會上見過他一面，是那樣瘦弱，那樣嚴肅，我希望他早日度過難關，卻想不到問題越來越多，形勢越來越壞，他居然給關進監牢，而且死在獄中。
他為了說服我同意抽去“後記”，跟我談了一個多小時。
我在新版《選集》中又采用那篇“後記”不僅是為了解剖自己，也是在紀念這位敬愛的亡友。
我不想保全自己，也用不着編造假話。
形勢改變，我不再整天戰戰栗栗地念着“臣罪當誅”，等待死亡，我又能用自己的腦筋思考了。
因此再一次請求那位朋友的朋友原諒，将來如果有機會重印《南國的夢》，我還想保留一九五九年加上的腳注，我也許沒有精力更深地挖自己的心，但是我覺得解剖自己還遠遠不夠徹底。
我說一九四七年再看見非英，對他的看法“已經改變”，并不是在他蒙冤的時候向他投擲石塊，也沒有人逼着我發表文章跟他“劃清界限”。
而且經過八年抗戰，我自己也有改變。
但這些改變并未減少我對非英的敬愛。
隻是全國解放以後，一個接一個的運動，一次接一次的學習仿佛把我放進一個大爐子烘烤，一切胡思亂想都光了，隻剩下一個皮包骨的自己。
我緊張，我惶恐，我隻有一個念頭：要活下去。
不過我并未想過不惜任何代價。
我并不那樣重視生命。
然而我們中國人有一種長處：生命力很強。
我居然經過十年東方式的殘酷的折磨而活了下來。
我也有了用苦行打動人心的經曆，我走出了地獄回到了人間。
我又想起了我的朋友葉非英。
他為什麼不能活到現在？他在什麼地方？
三
現在回到葉非英的事情上來。
我第一次看見他，是在一九三○年秋天。
當時我的朋友吳克剛在泉州黎明高中做校長，約我到那邊去過暑假。
學校利用了武廟的舊址，我住在樓上吳的寝室裡，外面有一個小小的涼台，每天晚飯後我常常和三四位朋友在那裡閑聊。
吳校長起初同我在一起，他喜歡高談闊論，可是不久他患病住進了醫院，就由朋友範予幫忙他照料學校。
非英是範予的好友，我在武廟裡先認識範予，過三天非英從廣州來，我也認識了他。
他是一個數學教員，喜歡同年輕學生交談，對文學似乎并無特殊興趣。
這一年我同他接觸的機會不多。
他也不常到涼台上來。
我看見他的時候，他總是穿着藍色西裝和翻領白襯衫，他給我的印象是服裝幹淨、整齊。
過了将近兩年，一個在泉州搞養蜂事業的朋友到上海來，遇見我，約我再去看看，我便同他去了。
我們旅行非常簡單，坐船到廈門，買一張統艙票，帶一張帆布床睡在甲闆上，然後搭長途汽車到泉州。
這樣來來往往，毫無麻煩，也用不着事先通知朋友。
到了泉州在養蜂朋友家裡休息一會，吃過晚飯我就去找葉非英。
我沒有先去武廟，我的幾個朋友都不在那裡了。
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