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大的冤案，由于可怕的“十年浩劫”終于見到了天日。
錯劃了的右派分子也得到改正了。
什麼漏網右派，什麼摘帽右派，什麼帽子讓别人拿在手裡的右派，什麼戴着帽子進棺材的死硬右派，等等等等。
右派分類學有了這樣創造性的大發展之後，大家不得承認一個新的事實：那麼多、那麼多的人給錯劃成了右派。
于是不得不一件冤案一件冤案地平反昭雪。
關于反右、劃右、平反、改正的長過程我也知道一些，但是我不想在這裡多講了。
為了保護自己，我也曾努力扮演反右戰士的角色，我不敢站出來替那些受害者講一句公道話。
帽子是别人給受害者戴上的，污水是别人潑到受害者身上的，“解鈴還是系鈴人”。
這是曆史的報複，也是曆史的懲罰。
即使在孤寂地死去的葉非英的身上也不會有例外。
我在病中接到廣東朋友陳洪有兄的來信，談起葉非英的事情，他說：“我是五○年一月回廣州的，非英兄繼續辦新民中學，我也在學校同住了半年，五○年間非英和我一同參加民盟，不久非英兄被選為廣州市越秀區人民代表，我也參加南方大學和土改離開新民中學。
五三年新民中學改為十四中學，非英兄成為十四中學教師。
我在土改結束後轉到十三中學，直到反右鬥争時，一個幹部問我：‘葉非英在反右鬥争中表現怎樣？’我說：‘葉非英很沉着，少講話。
’那幹部說：‘少講話，也還是右派。
’後來我才聽說各單位劃右派有一定的指标，凡在指标内的人，不管你多講話少發言，都不能逃脫右派的帽子。
一九五八年，我們都去農場勞動，每逢例假回廣州，我沒有一次見到非英兄，聽說他劃為極右，在石井勞教場勞動，例假也不能出來。
後來，聽說非英兄不幸死在石井勞教場。
有一天，我遇見一個與非英兄同在勞教場勞動的熟人，據說：非英兄勞動認真，有人勸他說：‘糧食不夠，吃不飽，身體虛弱，你還這樣賣力氣去勞動，不怕送老命麼？’葉說：‘死了，就算了！’六○至六一年困難時期糧食欠缺特别是下去勞動的人經常吃不飽，不得不煮地瓜藤吃。
那是喂豬的飼料，餓得發慌的人不得不以豬食充饑，我也吃過無數次，幸而我的身體底子好，沒有發度。
非英體弱，有一次吃薯藤，發病瀉肚，沒有及時醫治，就這樣地在五十幾歲離開了人世了！”
洪有的信中還講到給非英平反的經過。
人死了，是非卻并未消亡，他沒有家，沒有子女，過去的學生和朋友卻不曾忘記他。
泉州友人寫信給廣州市教育局要求落實政策，沒有消息。
廣東朋友找民盟廣州市委出面交涉，“要求教育局為葉非英平反”。
洪有信中還說：“教育局說市公安局定葉非英為反革命。
我追問：‘罪名是什麼？’回答是：‘無政府主義反革命分子。
’我對盟組織說：‘據我所知，肅反條例并沒有這一條’。
盟組織也說‘沒有’。
我要求盟組織據理力争，一九八三年五月三十日，教育局複函給廣州民盟說：‘關于原廣州市第十四中學葉非英同志的問題，最近經我局黨委複查，廣州市公安局批準，撤銷廣州市公安局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九日對葉非英同志以曆史反革命論處送勞動教養的決定。
廣州市十四中學己将複查結果通知葉的親屬。
’……”
還有一個五十年代初期在廣州工作的福建朋友，也來信講起非英當時在廣州的情況，信中說：“由于他的教齡長，工資也較高，然而他無論住的、吃的、穿的，還是和過去一樣簡樸。
他和學校的單身教師住在一起，他睡一張單人小床，蓋的墊的都是舊棉被和舊棉絮。
他自己說，這已經比過去好多了。
他在學校裡主要擔任數學課，據說在附近幾所中學裡他的教學成績是比較優異的。
有個星期天我們去看他，在學校門口遇見，他正要去學生家裡給學生輔導幾何課。
……這以後我們才知道，節假日不隻是學生找他補習，更多是他走訪學生家庭，給學生輔導功課。
他無所謂休息，走出教室就算休息了。
”
葉非英同志的問題已經到了蓋棺論定的時候了。
他活着，沒有人稱他同志；他含冤死去，沒有人替他講一句公道話。
他宣傳過無政府主義，翻印過我年輕時候寫的小冊子，我翻譯的克魯泡特金的幾部著作可能對他有大的影響，因此我幾次執筆想為他雪冤總感到躊踷，我害怕引火燒身。
這一則“随想”寫了好幾個月還不成篇。
病中無眠，經常看見那張瘦臉，我不能不又想到他的無私的苦行。
他的一生是隻有付出、沒有收入的一生，将心比心，我感到十分慚愧。
我沒有資格批評他。
他不是一個講空話的人。
甚至在三年災害時期，條件差、吃不飽的時候，他還賣力氣勞動，終于把生命獻給他的祖國和他的人民。
“死了，就算了！”他沒有說過一句漂亮的話。
關于他的死我又能說什麼呢？我翻讀洪有的舊信，始終忘不了這樣一句：“在那時候，在那樣的環境裡死一個人不如一條畜牲。
”我想說：“我比非英幸運，我進了‘牛棚’，卻不曾像畜牲那樣地死去。
”我還想說：“一個中國人什麼都要想到自己是一個人，人！”
七月三日
本篇最初連續發表于一九八六年九月八日至十四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